特別是，對轉而為清朝效力的耶穌會士湯若望等，先用后棄，一度投入監獄，并以“查禁異端”為名嚴禁天主教，耶穌會士從此絕跡中國；明末已翻譯和待譯的各種西方科技書籍也大多隨傳教書冊(二者加起來共四五千種)散落流失。17世紀初開始的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至此中斷約二百年。
辯證規
律說明：否定力量往往來自自身。滿族皇帝強化自身權力的治術，卻戕害了統治者的后代并戕害了整個國家。鴉片戰爭后，愛新覺羅王朝雖然沒有馬上覆滅，而是又茍延殘喘170年。但越到后來，越形成一種外仰洋人鼻息，內賴漢族官吏支撐的死棋已定局面。愛新覺羅家族以及滿族特權階層越來越成為可憐巴巴的傀儡和大勢已去僅存形骸的多余群體。一個曾以金戈鐵馬橫掃中國而忽已發現膏肓重癥的王朝，就這樣構造了一個為衰世直接準備了充分條件的虛假“盛世”。
當歐羅巴人已經走向世界，幾個文明古國如印度、埃及、中東阿拉伯諸國，已經淪為殖民地，從而表現出西歐資本主義與東方封建主義的質的差別的時候，清朝前期當權者們卻僅有選擇地留下傳教士帶來的自鳴鐘、望遠鏡、地輿圖等器物，以及紅夷大炮(清人忌“夷”字，改稱“紅衣大炮”)制作方法，而無意學習乃至有意漠視西方所以強大起來的方法，更拒絕承認其物質文明深處的精神文明。中國人當時能夠大頌“盛世”之歌，是因為離當時真正進入盛世的西歐較遠，沒有淪入另外幾個文明古國亡國的命運。因而它是一個閉門自封的“盛世”，身旁沒有或視如不見比較參照系的“盛世”。
清朝作為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沒有順應當時的世界歷史走向，幾個號稱英明圣主的皇帝，看不到歷史已經提供的機遇，沒有使中國這樣一個當時生產力正臻于世界前列的國家，順理成章地走進先進國家行列。這一頁歷史，既生動地驗證了落后的上層建筑可以多么頑固地阻止歷史的腳步，也完全驗證了這樣的國家只能“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規律性命運。
“盛世”就這樣為衰世準備了條件
“康雍乾盛世”就這樣為其后世的衰亡直接準備了條件。甚至可以說，有幾千年驕人歷史的中國盛極而衰，其實也正是通過最后一個虛假“盛世”表現出來的。
盡管馬克思把鴉片戰爭直斥為西方強國加于中國的“海盜式”戰爭，但在《鴉片貿易史》一文中，馬克思對“天朝帝國”“基于道義”的戰爭竟然失敗，還是給予了冷峻的批判：“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在這場決斗中，陳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義，而最現代的社會的代表卻是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這真是任何詩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種奇異的對聯式悲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716頁)
為什么是“對聯式悲歌”？因為“陳腐世界”揚起的是“道義”之旗，是免于亡國滅種自贖自救之旗，晚清無數慷慨悲歌之士，從林則徐、關天培，到鄧世昌、劉銘傳……高舉這樣的旗幟，向“為了獲得賤買貴賣的特權”的“最現代社會的代表”奮爭，卻終不免失敗。因為這是個不對稱的“對聯”，講孔孟之道的古國的陳腐“道義”，被現代文明國家的“不文明”打垮。而這歸根到底是自作自受，賴不得別人。這就是“悲歌”的悲情所在。
歷史畢竟就這樣走過來了，不允許推倒重來，也不允許假設。但歷史允許回味，而且需要人們回味。如果不咀嚼回味并領受歷史的饋贈，歷史就失去了價值。所以恩格斯說：“每個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馬克思說：“從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