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明朝后期幾個皇帝昏庸腐朽，糜費無度，民怨蓄積已久，國家危機嚴重，到崇禎時，已是徒有中興之心，而無回天之力。不斷暴動的農民和武裝海商集團(這是一股更大的新勢力)的夾攻，已注定了舊王朝大廈將傾。而由于戰禍頻連，人心思定，亂極待治，這是清初可能出現盛世的絕好條件。另外一個重要歷史條件就是，積
中國幾千年發展尤其是唐以
后各朝發展的經濟基礎，出現了雖歷經封建主義壓抑而仍舊掙扎破土的資本主義萌芽，出現了中外學術界公正指出的當時中國已占到全球財富總量1/3的經濟實力。而這就意味著，當時中國的生產力要求著一個利于它發展的空間。由于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便有了反映這一萌芽發展要求的思想，這就是明末出現的有點類似西歐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意味的新思潮。其中，以黃宗羲等人針對明朝重農抑商的“本末”政策提出的“工商皆本”主張，和削弱君權尊重“天下”權利的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主張，最具時代代表性。
三個半世紀前以結社形式(如東林書院、復社等)成群出現的明末思想者中，黃宗羲的思想體系或許是最完整先進的。清華大學教授秦暉首先提出并被我國學術界廣泛認可的所謂“黃宗羲定律”，應是世界上較早認識到農業社會發展極限的理論之一。不久前，溫家寶總理曾為解決三農問題提出如何擺脫“黃宗羲定律”怪圈這一思考題。我國農業經濟歷史悠久而發達，社會卻終于不免落后，一個根本原因在于未能及早走出以農為本的政策園囿，反而因朱元璋出于統治術的需要而更加強化了農本商末政策。所以，重新認識黃宗羲的思想，就不僅是思考怎樣走出農稅減了又增循環不已而農民總是不能脫貧的“積累莫返之害”怪圈問題，而是要把他“工商皆本”思想、大量減少胥吏(中下層官員)，和削弱集權于一人的君權制度，建立民間權力制約機制等主張，聯系起來作全面理解。胥吏過多必然加重農民負擔，這是“積累莫返之害”根源之一。但大量胥吏雖是國家的膿瘡，卻又是加強皇權的需要。因此削弱君權就成了黃宗羲思想體系中不可或缺的中心。而只有發展工商業，作為稅收主要來源，才能從根本上減免農民稅賦，并使更多的農民變成工商業勞動后備軍，減少農業人口，逐步走出農業社會多年限制生產力發展的怪圈，進入更高發展層次。明末清初這種反映歷史要求的思潮的出現，如果被權力中心認識和接受，就可轉化為真正盛世契機。這就是為什么馬克思指出作為一個關鍵性過渡時期：“18世紀是商業的世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112頁)》；而恩格斯用這樣一段話來劃分野蠻時代和文明時代：“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分工，由分工而產生的個人之間的交換，以及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174頁)
事實上，從明朝中葉起，盡管抑商仍是國策，但民間商業仍發展很快。運河邊上的盛澤由萬把人的市鎮，只因商人集這里做絲綢買賣，不到百年成了十幾萬人的“綢都”，就是農業社會后期也即其高峰期商品生產活力必然會迸發的生動例子，就是恩格斯所講的“文明時代”的風雷已在天邊乍隱乍現的鮮明現象。
此外，崇禎時吸取前朝鎮壓敢言之士激起蘇州民變的教訓，特別為大膽議政而遭流血鎮壓的東林書院一案平反昭雪，并允許比東林更為激進的復社存在，舉行上千人的集會活動，使明末民間結社議政公開臧否官吏的風尚達到我國歷史之最。崇禎也大膽起用了參加文社的一些人士如徐光啟、史可法等。幾個南明小朝廷更是大量起用包括張煌言、黃宗羲、瞿式耜等復社精英，并聯合曾被稱為“海盜”、“富甲東南”的鄭芝龍、鄭成功父子海商集團，共同抗清。這些，固然有明末(包括南明)政權病急亂投醫的成分，但更主要的是，其時一切已不決定于臨近存亡關頭的末代帝王主觀動機，而是客觀大勢使然，是以崇拜集權的朱王朝統治力量徹底式微，而商業發展、商人利益沖擊著不合時宜的“重本抑末”國策，中國式啟蒙思想氤氳發作的時代大背景使然。在新的歷史資料(指上文所指《世界經濟千年史》《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等最新著作中的翔實歷史數字)佐證下，應該認為，當時中國已有可能向“商業的世紀”發生歷史性轉變的潛在動力。否則，所謂中世紀曾領先世界的中國GDP，靠農業而不是靠相當可觀的商業是創造不出來的。
總之，清朝所承接的正是資本主義萌芽有所出露、與之相應的啟蒙思潮有所活躍這樣一個關鍵性過渡時期。這個王朝的運數———歷史機遇實在是太好了。
然而，無情的史實卻是，滿族騎兵所至之處，隨著朱明王朝殘余的掃盡無遺，上述條件也只成了劃過黑暗天空的一個閃電，一種新的鐵血秩序又建立起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