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一蠡
清朝定鼎中國以后，出現了為一些史家稱道的“康雍乾盛世”(1662-1795)，三位“大帝”風光至今，不斷有人津津樂道那一段往日輝煌。“大帝”們的真假事跡也被小說家和影視作者炒得沸沸揚揚，好不熱鬧。但乾隆之后僅隔45年，即從1840年開始，先后兩場鴉片戰爭，竟把按說正值壯年的大清帝國攪得
天翻地覆，一蹶不振，從此開始了當時已近四億之眾
的偌大帝國的衰亡過程，真個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整個中國，也正是以鴉片之役劃線，掀開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歷史。“盛世”禮贊余音未絕，“東亞病夫”的帽子就落在了這個有著驕人歷史的大國頭上。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戲劇性的大起大落？盛衰榮辱之間何以銜接得這樣緊湊？而最啟人疑竇發人深思的是，舉世早已公認，直到18、19世紀交替之際，即乾隆末嘉慶初，中國在總體經濟實力上還是全球第一。為什么僅僅時隔幾十年，就驟然弱不禁風，以至打不過遠涉重洋而來的幾千名外國水兵？在這場中西首戰中，世界第一的經濟實力為何沒有起到作用？那么，又是什么起了決定作用？
于是進一步問題便是，“康雍乾盛世”究竟是怎樣一個“盛世”？“盛世”外殼里頭又潛伏了什么致命之癌？為我們整個民族又留下了什么殷鑒？
迄今對此所作的評析，見解很不同。看來恐怕不能只對這一“盛世”作孤立的單一維度的觀察，而是要結合當時中國內部和外部條件，作多維度的觀察。比如說，不僅要從中國歷史作縱向的比較和觀察，還要把中國放到當時世界坐標系即全球大背景下作宏觀與微觀相結合、縱向與橫向相結合的比較和觀察；不僅要從國家的疆域、財富積累變化狀況，還要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狀況作廣泛聯系地比較和觀察。
“奉天承運”定鼎中原，其興也勃焉
單就有清一代來說，康雍乾三朝確是其鼎盛時期。首先是戰績顯赫，逐步消滅漢族農民起義軍和幾個南明小朝廷，平定吳三桂等“三藩之亂”，收復鄭成功后裔海商集團所據的臺灣；同時又通過“改土歸流”，即對一些少數民族安撫與鎮壓相結合的政策，使有效控制的版圖在明朝基礎上有所擴大，初步建立了比現今疆域還大的統一國家。從政治經濟建設來說，清朝初期，確實也在中華民族長期積累發展的經濟基礎上，使生產力得到了新提高。在康雍乾三代以后，無論是國家整體還是國民平均GDP，都達到了當時世界最高(這在世界級著名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的新著《世界經濟千年史》，和許滌新、吳承明主編2003年出版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等新書中都有詳盡的歷史數據和考證論述)。以這些成就，不僅在清代，即使在整個中國歷史上，確實也夠得上屈指可數。
清王朝入主中原以后，一改明末時不斷闖入關內卻只為席卷財富以供享樂、搶掠子女以充奴隸的狩獵游牧民族舊習，而是開始意識到要勵精圖治，準備坐穩天下。因此，除仍舊力圖維持包括滿人服飾和剃發留辮等“祖宗舊制”之外，還通過范文程、寧完我、洪承疇等漢族士大夫，努力學習遠比滿族文明優越的漢族文明，而以漢儒經典特別是明朝治國的現成的典章制度為主。事實上，不止康雍乾三朝，從努爾哈赤、皇太極、順治三帝開始，就已刻意效仿中國歷朝的統治術，雜糅以滿族奴隸制度的傳統“特色”，例如八旗兵制、耕戰并舉的莊園制等等。從康熙朝開始，為了保持驕人的騎射技能，在熱河建山莊和圍場，定期舉行“木蘭秋”，對八旗將兵進行聲勢浩大的練武檢閱。那架勢，明顯是要認認真真地開創一個以少制多的強大王朝，即以不足百萬的滿族人，統治人口比本民族多幾百倍的中原民族的愛新覺羅王朝萬代基業。
中國歷代新朝建立，總要在國號帝號前加上“奉天承運……”等一串字眼，以表示上承天運下符民心。李自成農民軍進北京，也自稱“奉天承運……”。但清朝建國時，說是上承天運，趕上個良好歷史時機，卻是不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