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浙經驗能否推行全國
支持產權改革和吸引民間資本，成了蘇浙事業單位改革中的重要經驗。那么，蘇浙經驗能否全國推行呢
中國事業單位改革先行一步的是經濟發達省份——江蘇和浙江。
兩省的事業單位改革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如果說2005年全國性
的事業單位改革才開始提速的話，那么，這一年將成為江蘇和浙江的攻堅年。
兩省的事業單位改革在上世紀90年代初以相關配套改革為主,主要是分配制度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到了21世紀初,已把改革推向了敏感與核心地帶──產權改革。
蘇浙改革攻堅
2004年,江蘇省將事業單位改革作為江蘇省政府的十件大事之一,以生產經營類事業單位改制為突破口,實現了階段性目標。
江蘇省人事廳一位官員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南通是中編辦的事業單位改革試點地區之一，江蘇全省完成市屬生產經營類事業單位改革的也是南通，目前該市110家市屬生產經營類事業單位已全部完成改制或者清理撤銷，共削減編制7000多人，置換職工身份3400多人，國有產權轉讓變現收益在支付改革成本后，上繳財政2.5億元，同時收回有效資產約2億元。”
據了解，該省的13個地市中，已有5個地市完成了生產經營類事業單位的改制，另外8市的生產經營類事業單位改制完成率已達45%以上。江蘇省省屬生產經營類事業單位改革于2004年7月正式啟動，至2004年年底，這一部分的事業單位改制已完成工作量的1/3以上。
從1993年開始，浙江省就在湖州、紹興兩地試點事業單位改革，當時改革的重心主要是分配制度和人事制度。2001年開始，紹興和湖州已將觸角涉及產權領域，到了2003年底,兩市的中介服務類和生產經營類事業單位的改制工作已基本結束。
盡管2003年浙江省省級事業單位已醞釀改革，但公開提出對省屬事業單位進行分類改革，則是在2004年秋季。浙江省希望用兩到三年的時間，在全省范圍內基本完成事業單位改革。浙江的“分類改革法”被認為是對全國事業單位改革最有借鑒意義的舉措，其中，中介服務類和生產經營類事業單位原則上要轉制成企業，同時吸引社會資本介入改制。
昂貴的改制成本
蘇浙經驗要全國推行，最大的困難莫過于改制經費。以浙江省一家已改制成功的事業單位為例:
這家編制人數在290人左右的事業單位就要改成企業了，單位需要提前準備好的錢包括:為職工補繳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等社會類的保險;不少人在轉制后要離開去自謀職業，同樣需要一筆補償費用。此外，它還另外留出了相當一筆錢，用來建立補充養老保險，其用途是將來補足退休之后社會化的養老金和事業單位職工養老金之間的差距。
雜七雜八算起來，就知道這是一筆大開支:2000萬元。
西泠印社的改制成本同樣十分昂貴，社務委員會副主任錢伯皓說，“用在所有人頭上的改制成本之和是1200多萬。”也就是說，按照在職員工人數計算，人均改制成本是13萬多。
這兩家單位在江浙并非孤例。改制的核心成本是，將一個事業人的身份改成獨立社會人，按照浙江省現行政策，給予的各種補貼和提交，費用總額一般在人均4萬-15萬之間。
有專家認為，“這其實是政府贖回一個事業編制花的錢，國有企業改革，只需要付國企人改成社會人的錢，而事業單位改制，則是從國家干部身份轉為社會人身份，兩個檔次不一樣，所以改制的經費差異也很大。”
盡管改制成本很高，但浙江省相關部門的官員認為很值。浙江省政府一位副廳級干部告訴《瞭望東方周刊》，“事實上，事業人留在體制內，生老病死要花政府的錢，很可能超過補貼給他的錢。”
他說:“關鍵的問題是，改制理順了關系。許多事業單位改制成企業之后，經濟效益大有提高，原來體制內的經營與技術骨干的收入也大幅提高。”
但問題在于，這樣的成本，對于經濟相對發達、財政相對寬裕的蘇浙兩省，可以負擔，但如果是在財政實力相對較差的內陸地區和西北地區，地方政府財政能否承擔得起?
“只要思路夠寬夠活”
堅決改制和歡迎民間資本介入,是江浙兩省事業單位改制中最為重要的兩條經驗。
目前，浙江省的新華書店、西泠印社、杭州雜技總團等一大批事業單位都吸引了民間資本。在江浙兩省，一些優質資產的事業單位要改制的消息一傳出，民間資本就蜂擁而至，而且民間資本參與改制后成立的企業，一般效益都不錯。
浙江和蘇南地區是中國民間資本最發達、民營經濟最活躍的地區，但如果是在民營經濟比較沉悶的中西部地區，改制之后的事業單位誰來接手呢?
浙江省一家已完成改制3年多、效益相當好的單位的副總，與記者談起了改制心得。他認為，哪怕是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生產經營類事業單位，也應該堅決改制，但方法可以靈活多變，最重要的是應打破傳統觀念、放開地域限制。
“我個人認為,在這些地區，如果事業單位改制經費不足，那可以由地方財政先墊資，將改制成本作為政府參與改制后企業的國有股，由國資部門管理，碰到合適的民營企業，將這部分國有股通過有償轉讓方式，回收財政開支。另外，事業單位改制后，應對全國的民間資本開放，把蘇浙等地的富余民間資本引入欠發達地區。”
他還認為，“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經營類事業單位，對地方政府來說可能是包袱，對當地民間資本來說可能是雞肋，但對發達地區的同行來說，很可能是金礦。”
改革不能只為扔包袱
不過，浙江大學經濟學院一位研究社會保障的副教授認為，欠發達地區的事業單位改制應當慎行。
“從2004年下半年開始，事業單位改革似乎成了一個時髦話題，許多地方政府在沒怎么試點的情況下，就匆匆啟動了事業單位改革當中最為敏感的產權改革，也就是所謂的改制。”
他認為需要警惕“為改制而改制”的不良傾向。“現在越窮的地方，政府越希望扔包袱，事業單位改革成了‘裁人改制’，他們希望通過事業單位改制的辦法，將以前吃公家飯的人推向市場，以此減輕沉重的財政負擔。”
他指出，遼寧省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問題本身已十分嚴重。但該省在2004年年初提出，要將全省110萬事業單位人員，5年內裁減30萬，“我不知道他們定下這個數據的根據是什么，這些人的就業問題怎么解決，改制的成本又怎么解決”。
另外一些弊端也讓人擔憂。2003年9月，新華社曾披露，河北省科學院在改革過程中，接連出現正教授看大門、副研究員和在職研究生坐傳達室發報紙的不正常現象。對此，院方負責人認為這是改革中的陣痛，而當事人卻認為是院方對他們不公正，是用人上的“人治”因素在作怪。
還有的事業單位在改革過程中，實行了對人員的雙選雙聘，一把手擁有了更大的權力，許多人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或得到提拔，不得不送禮行賄。
警惕國資被私人吞噬
2004年上半年，浙江查處了78起涉案金額在50萬以上的大案要案，涉案金額最大、窩案人數最多的案件，均發生在企事業單位改制期間。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浙江省屬事業單位退休干部告訴《瞭望東方周刊》,前幾年浙江事業單位改制比較流行管理層與技術骨干內部收購,2004年的事業單位改制，基本上停止了這種做法,但“肯定還有貓膩”。
他說，一些事業單位干部職工有這樣一種說法，那就是“大腐敗、中腐敗和小腐敗”。大腐敗是將大量國有資產以十分低的價格占為己有;中腐敗是指負責人在改制中，在對外出讓股權時收取各種好處;小腐敗是指在改制中，領導的家屬、親戚、朋友，有關系的角色，怎么差、怎么懶都能保住鐵飯碗。
三種腐敗中,性質最為惡劣的是“大腐敗”。根據一些知情人士的描述，事業單位國有資產低估的辦法有許多,常見的有加快折舊,就是將一些大型設備的折舊期減短,減少了國有資產存量;另外就是設小金庫，將單位的流動資金轉移到小金庫里;第三種是違規借貸,將事業單位的錢借給別人后，不納入賬目中，等事業單位改制完成后再還;第四種是和資產評估機構連同作假;第五種是事業單位負責領導從事業單位內部借款收購，“空手套白狼”。
為了防止改制中可能出現的腐敗，浙江省專門作出規定，改制要過群眾關、程序關和審計關:
改制方案制訂以后,必須提交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審議,決不允許“暗箱操作”;改制單位制定的改制方案,要報主管部門審核,由主管部門報省屬事業單位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由該辦公室轉各成員單位提出審核意見;改制單位原負責人還需要經過有關部門派出的會計師和律師等進行審計,只有審計過關后才能離開原職位。
但也有干部和事業單位職工擔憂，事業單位財務狀況一般十分復雜，改制過程中又是人心浮動，要根治腐敗，需把困難估計得更足。
一位知情人透露，現在事業單位改制還有一個危險的傾向，那就是“單位內部收購”，和國企管理層內部收購不同，事業單位內部收購講究利益均沾，無論是經營層、技術人員還是市場人員，多數都可以拿到數量不等的股份，這樣一來，哪怕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被嚴重低估，因為絕大多數人都能獲益，所以這種腐敗最不容易被發現，也最缺乏監督。
《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朱國棟／杭州、南京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