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當一批事業單位要變成企業，不少職工要告別“國家干部”身份，轉變為靠市場吃飯的“社會人”
這是繼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和國企改革之后，中國又一次在一個重要領域內打破吃“大鍋飯”的做法
2001年以前，阿德還是杭州一家效益很好的園林設計事業單位的職工，盡管做的是司機，卻享受著“國家干部
”待遇。
他那時已有20多年工齡,是正式“事業單位編制”,每年收入超過6萬元,比剛進單位的一些有研究生文憑但沒有正式編制的技術員還多一倍。作為享受國家干部待遇的正式職工,生老病死幾乎不用發愁。
但好景不再。2002年，他所在的事業單位改制成股份制企業之后，技術和經營骨干的工資大幅提高，司機、門衛等后勤普通職工的待遇大幅降低。阿德的年收入降到不足3萬元。
從國家干部一下子“淪為”企業職工，還要和外地民工競爭一個司機崗位，想不通的阿德找領導大發一通脾氣后，一怒之下從單位辭職了。
實際上，在中國，像阿德這樣的事業單位編制“國家干部”，在中國總共有近3000萬人，分布在130萬個事業單位中。
“事業單位”完全是中國特色。不少學者在國外發表論文，為不知怎么翻譯此詞而犯愁，因為國外沒有事業單位。
中國的事業單位情況各異，有的更像是政府機關,有的接近于經營部門,但有著共同的特點:在法律上都叫做“事業法人”,產權都是國家所有,從業人員除了臨時工，往往都叫做“國家干部”,他們中許多吃著國家財政飯,而且從住房、看病,到孩子入托、上學,長期享受國家福利。
2004年12月17日,國家人事部部長張柏林在人事廳局長會議上透露,作為事業單位改革重要組成部分的人事制度改革,已邁出了重要步伐。全國有31個省區市約45萬個事業單位推行了聘用制度,有1300萬人簽訂了聘用合同,約占總數的45%。
2004年12月20日,事業單位改革步伐最快的省份之一江蘇省傳出消息，該省生產經營類事業單位改革已實現階段性目標。
根據國務院有關部委權威人士向媒體透露的消息，2004年下半年，國務院已多次召開專門會議，研究事業單位下一步改革問題。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司長范恒山表示，“應從總體上收縮事業單位的規模。應把政府財政全額撥款的事業單位減少到最必要的程度。”
百年老社之變
衢州人徐林是個印學愛好者，2004年12月11日，他第四次來到西湖孤山的西泠印社參觀。他驚奇地發現，西泠印社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觀:以前的印社只開放到山腳下的一些場館，現在連孤山上的茶樓、碑亭都開放了;以前紀念館開放的珍品很少，但這次來時，多種多樣的珍品讓他大開眼界。
西泠印社是百年名社,20世紀60年代以后,印社的格局就沒有大的改變。但為什么短短兩年的時間里,變化如此之大呢?
答案是事業單位改制。
2002年底，杭州市經委干部錢伯皓接到了一紙公文，他被任命為杭州市直屬正局級事業單位──西泠印社社務委員會的副主任，主持改制工作。錢伯皓當時年僅35歲，經濟學科班出身，從來沒有從事過文化工作，被任命為百年名社的副當家，他自己也有些意外。
2003年初,錢伯皓走馬上任:偌大一個印社,居然沒幾個人來上班。剛上任,就有一大堆棘手的事務擺在面前。當時,西湖南線正在整合,西泠印社的辦公場所也在拆遷之列,但居然沒有干部職工對單位新址提出方案，只知道一味將珍貴文物堆放到倉庫里。
2002年，印社多年的積困爆發，印社當年虧損150多萬，不良資產達300萬，許多部門處于半停工狀態，職工的工資也發不全;印社下屬的杭州書畫社，曾與朵云軒、榮寶齋齊名，招牌乃郭沫若親筆題寫，2002年卻被新聞出版總署停業整頓一年;印社擁有上萬件文物，但保藏倉庫卻年久失修，火災隱患重重……
困局源于印社的獨特體制。盡管印社只有100多名職工干部，改制前卻是一身兼五塊牌子，這就是所謂的“五位一體”。
首先，西泠印社是一個社團法人;其次，印社秘書處是負責管理的事業單位;第三，印社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履行文物保護職能;第四，印社的出版社，是一個出版事業單位;第五，杭州西泠印社有限公司，是一家國有經營公司。
但這五塊牌子一個實體的機構，100多號職工卻沒有明確分工。一個職工今天可能是經營部的營業員，過一段時間卻是秘書處的職工，再過一陣可能在書畫社、出版社幫忙。總之，盡管每塊牌子包含的職能完全不同，但在改制之前，一個職工可以在不同部門之間連續調動。
另外，像不少事業單位一樣，印社在運作時也沒什么有效的激勵機制，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
現實已很明顯。百年老社要恢復生機只有一條出路，那就是改革。
2003年3月,西泠印社開始了改制之旅,到了2004年7月,改制工作基本結束。印社也從以前的“五位一體”改制成“1＋5＋N”的發展格局。
其中的“1”，就是西泠印社社務委員會，是一個歸口于市委宣傳部的正局級事業單位。“5”是指印務委員會下的5個發展實體，包括中國印學博物館、西泠印社出版社、事業發展有限公司、產業發展有限公司和杭州書畫社有限公司，其中博物館是公益性事業單位，出版社暫屬事業單位，但現代企業是其進一步改制的方向，另外三個實體則是經營性的企業。“N”指一系列以印社名義出現的社會資本控股有限公司。
在這種格局下，公益性事業單位與經營性實體的邊界終于劃分清晰。
改革首難:讓職工告別“國家干部”
西泠印社改制，首當其沖的問題是職工出路問題。
西泠印社原有職工152名，除去離退休人員，在職人員有90多人，都是享受財政補助的事業編制。而轉制后，事業編制只剩30人，這意味著60多人不再享受國家干部待遇。
主持改制事宜的錢伯皓說，“印社職工的成分比較復雜，許多都是夫妻雙職工、父子職工甚至是三兄弟同在印社，所以，改制工作中的職工問題比較難，好在印社職工絕大多數已有了心理準備。”
錢伯皓說，他們的做法是，嚴格按照省市公布的各種政策嚴格規范辦事，做到“規范、公開、透明”，絕不允許任何人以任何理由搞特殊。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印社完成了改制工作，符合提前退休資格的人在自愿條件下辦理了提前退休手續，除少數幾人辭職之外，絕大多數職工留在了新的印社各個部門和公司。
印社改制最大的困難──職工問題之所以基本得到了解決，在于印社改制之前是一個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大多數部門已實行企業化管理，本身的待遇和福利并不是很好，因此，印社職工從事業單位的國家干部身份轉到社會人，心理落差并不太大。但在事業單位改制過程中，并非每家情況都如此。
2004年,杭州第四醫院和杭州整形醫院被作為杭州醫改的試點,進行改制,但遇到的阻力卻是空前的,兩家醫院的職工都曾多次到杭州市政府甚至浙江省政府門前上訪。
《瞭望東方周刊》在采訪時發現，醫護人員最擔心的問題有兩個，一是國有資產流失，二是對身份轉換的不滿。整形醫院的一位主任醫師告訴記者，“醫生一直享受國家干部待遇，我們在醫院里拿固定工資、勞保福利，在外面還可以搞兼職，現在要改制成民營醫院，國家干部成了打工者，你說我們接受得了嗎?”
為了使改革順利推進，除了做職工工作，浙江省和杭州市還制訂了優惠政策。根據浙江省和杭州市有關改制的操作意見，對于職工改制后身份置換的補償和支持問題，主要在三個方面作了規定:勞動關系轉換、養老保險制度銜接、醫療保險制度銜接。
以勞動關系轉換為例，省直屬事業單位給出的補償方案是工齡乘以12個月前的月平均工資。比如一個高級職稱技術人員，如果月均工資是3500元，工齡是20年的話，那他一次性就可以拿到7萬元的勞動關系轉換補償款。
事實上,浙江省絕大多數事業單位改制中,單位要繳納的勞動關系補償款、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預留款,人均都在幾萬到十幾萬之間。正是事業單位改制后職工的待遇得到了保障,所以盡管有一些阻力,浙江的改革還是得以基本順利的推行。
產業化經營與社會公益
改制之后的西泠印社，很大一部分將開始產業化經營。外界的一個擔憂是:西泠印社的百年金招牌會不會因此貶值?印社的各項社會公益職能由誰來承擔?
錢伯皓解釋說，“改制后，西泠印社社務委員會作為市委直屬、歸口于市委宣傳部的正局級事業單位，其首要職能仍然是組織開展學術研究和藝術創作、保護和管理文物藏品、管理中國印學博物館等，然后才是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等工作。”
他補充說，關于百年招牌會否貶值的問題，這就需要在產業化經營過程中嚴格保護這個品牌。對產業化經營的種類要有嚴格限制，不是隨便哪個文化產品都可以打“西泠印社”這塊牌子。另外，這塊牌子并非是給產業公司永久使用，社務委員會可以根據情況收回。
多年致力于事業單位研究的專家、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部副部長葛延風對《瞭望東方周刊》說，事業單位改革絕不能簡單套用企業改革的做法，更不能使社會事業過度市場化。
另一個問題是，改制之后，群眾性的公益文化產品，由誰來提供呢?
浙江的試驗是由政府采購公益文化產品，免費或低價提供給老百姓，這種模式被稱作“政府出資買服務”。
2004年的夏夜，杭州許多社區居民，吃了晚飯后便搖著扇子，在社區里欣賞滑稽戲《只要你過得比我好》。這是杭州市民免費享受到的第一個“政府采購”文化產品。戲劇在各個社區和區縣劇院巡演了100場。如此大密度的演出，杭州市只花了20萬元。
另一種辦法，是“公益文化社會辦”。2004年以來，浙江不少地方紛紛舉辦推薦會，把排定的全年文化活動項目，通過媒體公示，向企業推介。在湖州的首次公益性文化項目簽約儀式上，有
12個文化項目，分別由中國電信湖州分公司等8家企業簽下，企業共投入137萬元。《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朱國棟／杭州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