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道”與解放“三產”
從更大的方面看，事業單位的改革，是一個公共服務的改革與創新問題，也是一個完善政府“治道”的進程
2004年12月中旬，杭州一家兩年前從事業單位改制過來的民營企業，年終盤點業績時，分管財務與成本控制的副
總經理露出一絲笑意:2004年，該企業的產值比改制前的2001年增長360%，利潤增長了600%以上。
改制后競爭力增強
事實上，這家事業單位的改制還不算最成功的。
浙江華匯集團改制之前是紹興市建筑設計研究院,1999年改制時,股本金只有300萬,產值1000多萬元。到了2003年,這家企業實現產值4.2億元,擁有20多家參股控股子公司,注冊資本達到3000萬元。
原建筑設計研究院的老員工、現浙江華匯建筑設計有限公司綜合部經理毛偉芳回憶說,當時院里的效益不算差,但員工的積極性不高,在舊體制下,大家沒有太多事業心。
她總結浙江華匯的改制的經驗是:通過產權和股權改造之后，把吃大鍋飯的事業單位改制成了面向市場的事業共同體，員工的積極性大為提高。
事實上,因為事業單位改制而獲得成功的轉制企業,在浙江還有許多,比如開出全國第一家出版物跨省連鎖經營公司──博庫書城的新華書店,在改制并吸引民資之后,業務和利潤快速增長，競爭力大為加強。
當談到事業單位改革，到底有什么好處時，幾乎所有人首先想到的是“減輕財政壓力、提高投入效率，將有限的財政資源投入到真正的公益事業上去”。但有學者認為，事業單位改革只要操作得當，將可帶來生產力大解放。
根據浙江省政府一位權威人士的說法，90%的事業單位在改制后，經濟效益得到提高。
科教文衛是一塊大蛋糕
今年年近50歲的王藝平，6年前從浙江一家省屬事業單位辭職后，與人合作開辦了一家文化體育策劃公司，生意蒸蒸日上。他對《瞭望東方周刊》說:“中國正處于文化體育消費的上升期，但現在全國大多數的體育、文化團隊屬于事業編制，不可能按照市場化運作，它們提供的文化和體育產品滿足不了消費者的需求。”
他舉了一些例子: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的美國好萊塢大片熱、2003年皇馬訪華、2003年的百老匯歌劇熱、2004年NBA訪華、2004年上海F1，都在中國市場賺得盆滿缽滿。這說明中國消費者對文體產品的需求很大，但中國卻不能提供高質量的文體產品，所以只能進口。
據報道，在美國，NBA職業聯賽每年可以創造數百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整個美國的體育產值，在90年代末期就達到了3000億美元。文化產業更是發達。
老王說，“文體事業單位改革和文體體制改革能順利開展的話，我認為文體產業在GDP的比重肯定會大幅飆升。我們這些人，也將面臨著歷史性機遇。”
臺州市民營博愛醫院院長孫捷談起了改革之后的醫療產業前景:“現在，中國的醫療服務主要還是由各級政府下的事業單位體制醫院提供的,無論服務質量還是品種,都遠遠不能滿足市場的潛在需求。中國不少富豪生個小病就到國外就醫,香港每年接待數以萬計的內地產婦,在上海的臺商一生病就往臺灣跑,這說明我們的醫療體制已嚴重滿足不了新型消費群體的需要。”
據報道,醫療行業加上附屬的醫療保險行業,為美國創造了12000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相當于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1%。
這位院長認為，在中國，一個將公共醫療和一般性醫療、特殊醫療分開的新體制終將建立，屆時，公共醫療將由各級政府下的事業單位提供，一般性醫療服務將主要由社會醫療提供，特殊醫療將全部由社會醫療機構提供。
能否改變第三產業畸形
中國事業單位的主要職能是提供教育、醫療、科研、文娛、體育、民政等公共服務。目前中國有各類事業單位130多萬個，有從業人員3000萬人，占有1／3的國有資產，中國70%以上的科研人員、95%以上的教師和醫生都集中在由政府出資舉辦的各類事業單位，其各項事業經費支出占政府財政支出的30%以上。
但據“世界銀行中國事業單位改革課題組”的初步研究成果表明，擁有中國60%的專業人才的事業體制為主的行業，創造的GDP卻只占了5%—10%。
和這種新“腦體倒掛”對應的是中國經濟結構中的第三產業“30%”定律。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世界GDP構成中,第三產業的比重一直在60%以上。但是,中國第三產業的比重上升極為緩慢,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至今,始終徘徊在30%上下。
有學者把矛頭對準了體制弊端。適應于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傳統事業體制，已嚴重制約了第三產業特別是科教文衛等行業的發展。
有觀察人士指出:“如果說，事業單位改革是繼國企改革、政府機構改革之后的第三場改革,那么，事業單位改革也將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又一次生產力大解放。”
但是否僅僅通過改革事業單位，就能使中國第三產業上一個大臺階呢?顯然這是太過簡單的設想。不是說都變成了企業，就可以打造出千百個張藝謀和姚明。
公共服務創新呼吁政府轉型
從更大的方面看，事業單位的改革，是一個公共服務的改革與創新問題，也是一個完善政府“治道”的進程。
從國際經驗看，在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后，人們對各種公共服務的需求開始進入高速增長期。事實上，中國已經開始進入以發展服務行業拉動需求，進而擴大就業和拉動經濟增長的新階段。
經過25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持續增長,但是,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地區發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失衡等問題,社會矛盾、社會問題，甚至社會危機因素也隨之增加。在這種背景下，按照“統籌發展”的要求，就要改革政府及事業機構，建設同改革發展新階段相適應的公共服務體系，為全社會提供統一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
公共行政管理學者毛壽龍進一步指出，通過20多年的改革，中國日益有限的政府職能越來越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日益法制化的政府行為、日益民主化的政府決策、日益公開的政務信息，日益以公民和社會組織多中心自主治理為基礎的公共管理與公共服務，這一切使中國政府的治理之道即“治道”發生了大規模變化。事業單位改革是這一進程的又一重大舉措。
也有學者指出，在政府轉型還有待完成的情況下，事業單位的改革仍然面臨困難。15年前海南省進行了轟動全國的“小政府、大社會”的改革，當時推出了兩大措施，一是除工、青、婦外，其他社會團體都要在3年左右時間里全面走向社會，二是把80%的事業機構推向社會，推向市場。但是，由于政府改革未能完全到位，這兩項改革未能很好推進下去。《瞭望東方周刊》記者朱國棟／杭州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