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巴菲特（右一）與蓋茨夫婦共同出席慈善捐款的新聞發布會。
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是《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世界第三大富豪，近日他表示，將以相對基金的方式
捐款資助墨西哥的教育、衛生和社會福利事業。這意味著，世界上只要有資金投入到墨西哥的社會工作領域，斯利姆就會捐出同等數額的款項。這一動作讓人很自然地聯想到，幾個月前宣布全心投入慈善事業的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和創紀錄地捐出370億美元的世界第二富豪沃倫·巴菲特。美國的《華盛頓郵報》稱，慈善事業進入了一個與近１００年前相似的黃金時代。
美國引領了兩場“慈善潮”
美國向來是個出產“慈善巨人”的地方。卡內基、洛克菲勒、福特以及蓋茨等人的身影在商界和慈善界同樣高大，而巴菲特370億美元的資產似乎成了一座“燈塔”。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院長說：“這會使很多人想想如何才是推進慈善事業的最有效的辦法。”有美國媒體稱，巴菲特的決定為慈善事業樹立了榜樣，越來越多的商學院的畢業生把技能用于非營利事業，而公司則更多地投入到社會公益事業中。在今天的美國，約有7萬個私人慈善基金會，慈善資金有大約4250億美元。《環球時報》記者調查后發現，在美國捐款確實很容易。在加州硅谷社區基金會，捐贈人可以建立一個最低1萬美元的基金會。他們可以決定所捐資金的流向，而具體的增值投資和分派資金的事務則由硅谷社區基金會來操作。據該基金會女發言人米歇爾介紹，由于美國稅務局對公共慈善事業和私人慈善事業進行不同的類別管理并推行不同的減稅政策，硅谷社區基金會的捐贈人可以獲得更多的稅務減免。她還介紹說：“多位硅谷巨頭都是這個基金會的客戶，包括世界著名拍賣網Ebay的首任總裁、‘信息搜索’的創始人，以及十多位Google的億萬富翁。”
美國人推動慈善大潮已不是第一次了。20世紀初，正是美國經濟迅猛發展、富豪大量產生的時期。當時，社會貧富差距拉大、矛盾激化。連美國著名心理學家卡內基也承認，美國當時的最大問題就是財富分配問題。他認為，貧富懸殊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問題的關鍵在于富人如何處理自己的財產。在他看來，富人的財富只是被“臨時托管”，最終要歸還給社會。為此，卡內基捐出了相當于現在73億美元的巨額資產，這些錢被用于在全美建設2000多個圖書館。直到今天，很多偏遠的地方仍有免費的公共圖書館，其對美國教育做出的貢獻是不可估量的。當時的經濟巨頭老洛克菲勒與卡內基觀點相同：“我受上帝的信任托管他人的財富”
。而洛克菲勒基金的創建人，石油大亨約翰·D·洛克菲勒則捐出了大約58億美元。這筆錢在歷史上與中國有很深的淵源。據中國學者考證，洛克菲勒基金會1913年注冊，第二年就開始派人到中國，1915年就開始籌辦協和醫院。協和醫院一開始是為了培養高級醫學人才，后來發現與中國的國情不符，就開始大量培養普通醫師和護士。除此以外，在當時的中國，幾十所大學受到過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一些院校甚至是由該基金會出資建立的。
美國富人熱衷慈善事業的原因眾說紛紜。歸納起來有這樣幾點：首先是受宗教的影響較大。在現代慈善概念出現之前，慈善是從宗教信仰中產生的。不少美國富豪認為，人賺錢的能力是上帝給予的，有錢人就應該按教義去幫助窮人。其次體現為一種社會文化。美國人認為，將巨額財產留給后人會剝奪他們創造的能力和進取的動力。一位顧問曾對洛克菲勒說：“你的財產越滾越大，越滾越大，一場雪崩就要發生，你必須設法阻止它。你分散它的速度一定要快于它的增長速度，如果你不這樣做，它將‘壓扁’你和你的子孫！”第三，由于社會貧富懸殊，富人們受到了社會的強烈指責，迫于壓力，他們不得不通過捐款來改變人們對他們的看法，另外，他們也不希望社會動蕩甚至解體。第四，也有一些美國富豪的“義舉”是出于減免稅款、為自己揚名、“制造”成就感等目的。
如今，又一輪慈善潮的到來似乎與幾十年前的情況有些相似。一項最新調查顯示，去年美國各家公司總裁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的262倍。而40多年前，這個比例是24倍。此外，現在的公共政策也越來越加劇這種趨勢。那個強烈譴責巨額財富罪人的時代早已遠去，如今對收入、分紅等的減稅措施表明現在政府推行對財富進行二次分配的熱情已經大大減少了。在這個對利用公共資源進行利益再分配失去政治動力的時代，巴菲特和蓋茨能挺身而出，十分難得。另一方面，隨著全球化的迅猛發展以及金融體系的日益完善，慈善事業的舞臺已越來越國際化。慈善家以前從事慈善活動的目的得到了極大的擴展和延伸，而受眾的范圍也空前擴大。
歐洲沒有“慈善巨人”
對于美國掀起的慈善潮，歐洲媒體也進行了鋪天蓋地的報道。德國《明鏡》周刊等媒體還分析了歐洲慈善業的現狀，特別對富人捐款偏少提出批評。歐洲慈善援助基金聯合會的數據顯示，2005年，歐洲各國捐款額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0.1%至1.1%不等。但最富有的1/5家庭的捐贈比例不足其收入的1%，而最貧窮的1/5家庭的捐贈比例卻高達3%。德國社會問題研究中心諾爾特教授認為，實際上，美國慈善業的規則和相關法律脫胎于歐洲。早在公元前387年，古希臘的“柏拉圖學院”
就成為最早的慈善基金會。后來，也是歐洲最早推出《慈善使用法》
。歐洲為什么出現不了“慈善巨人”，實際上是歐美兩種慈善觀的差別和不同社會分配體制決定的。美國人更多地將錢捐給國內，這一點與美國人在政治上比歐洲人更關注自身有關，他們更愿意花在當地——比如捐給社區的幼兒園、游樂場或者博物館。而歐洲人更多地捐給外國或環保事業。2004年12月發生了印度洋大海嘯，歐洲人就比美國人捐得多，僅舒馬赫就向災區捐款750萬歐元。與美國相比，歐洲范圍內的減稅幅度并不是特別大，這不利于鼓勵捐贈行為。此外，歐洲人一直倔強地認為，捐贈的角色應由國家扮演。
不過，近來歐洲慈善業正掀起一股“改革風”。據記者了解，以前歐洲慈善機構的大部分收入來自于政府，還有遺贈及私人捐贈。目前，歐洲各國逐步展開了稅務及基金會法改革。各種基金會越來越多，僅德國就有13490個。其中很多是個人拿出小額款項，以促進公益為目的“市民基金會”。其次，歐洲各國正讓基金會運作更加透明化。各國建立網站，使人們得以對不同慈善機構的財務狀況、業務活動和業績進行比較。同樣，網站做得更像是捐贈者和慈善機構之間的中間人，會為那些它認為業績最佳的慈善機構發布報告。第三，一種慈善援助基金會的慈善賬戶也開始流行。人們可以通過一張借記卡，以一種能夠少交稅的方式，通過網絡、郵寄或電話的形式為任何一家得到認可的慈善機構提供捐贈。此外，慈善禮券與薪資捐贈計劃一樣，日益受到人們的歡迎。
在俄羅斯，情況似乎又不相同。俄慈善組織聯盟總裁阿納托利耶維奇·伊先科這樣評價俄羅斯慈善業的形勢：“大企業家都認為，對社會最有益的不是自發的、轟動一時的慈善行為，而是致力于解決基本的、最棘手社會問題的慈善事業。一位慈善計劃負責人說，將自己的一部分財產用于國家慈善事業的俄羅斯人在不斷增多，但這主要是中產階級的代表，富人很少，“也許，這在俄羅斯還不時髦”。
中國慈善路在何方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研究員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與國外相比，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有著自己鮮明的特點。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熱心慈善事業的國人越來越多，這不僅因為人們的錢包越來越鼓，更是因為人們的思想發生了變化，逐漸開放的社會環境形成了開放的觀念、心態和行為，更多的人愿意敞開自我去表達情感和善意。但不斷成長的中國慈善事業也一直面臨著各種困境，其中如何建立信任機制是重要問題。楊團表示，在中國不是缺乏愛心，而是缺少信任。捐款人和慈善機構之間溝通不暢，對大筆捐款去向不知情，甚至有一些捐款丑聞使中國慈善事業蒙上陰影。一些專業人士也指出，中國慈善事業尚處于初級階段，其中一個問題是慈善文化的缺乏，在發達國家大部分捐贈來自民間，而中國只有10%的捐贈來自普通人。（記者
楊磊 青木 郝心 張楠伊 ）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