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海建
3月31日，廣東省江門市中級人民法院對原中國銀行廣東開平支行行長余振東貪污、挪用公款案，進行了一審公開宣判。以貪污罪、挪用公款罪數罪并罰，決定執行被告人余振東有期徒刑12年，并處沒收其個人財產100萬元。(4月1日《新京報》)
根據涉案金額，對余振東的刑罰雖然相對較輕，但這是司
法中矯正正義的實現，也是一種兩利權衡取其重的法律經濟分析理念的體現。
余振東是第一個由美方正式押送移交中方的外逃經濟犯罪嫌疑人。我相信，余振東被判決只是一個開始，賴昌星、楊秀珠這些至今逍遙于紅色通緝令之外的外逃人員，看到這個消息，估計不是心頭放松，而是更加惶惶不可終日。法諺云：通過懲罰少數人，可以威懾所有人。也就是說，懲罰事后的犯罪并不是最終目的，我們的目的是為了以后更少的人以身試法。正如柏拉圖所言，智者非因犯罪已然發生才去懲罰，實乃為了防止犯罪而施刑責；(其原因在于)過去無法逆轉，而未來則可以預防。法諺又說：享受好處者應承受相應的負擔。我們為了引渡成功，必須要遵守相關的游戲規則，“死刑犯不予引渡”是國際慣例。
在這一事件里，我們的利害關系是：通過懲罰犯罪嫌疑人震懾潛在的犯罪分子是大，一定限度上降低了被引渡者應負的責任是小；遵守國際慣例保證以后能成功引渡其他外逃者是大，保證司法主權前提下降低了本國法的適用是小；摧毀潛在的犯罪分子逃到國外可以高枕無憂的僥幸心是大，余振東是否被判處極刑是小；遵守國際慣例規定樹立國家司法形象是大，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國法律中的罪刑法定原則是小。
面對涉及不同國家時的法律問題時，博弈論告訴我們：在面臨這種法律問題時，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國家，都在各自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單獨決定其結果。比如余振東案中，美國放棄了執行權，而中國放棄了判處他死刑的權力，贏得了審判權�？梢�，類似這種法律制度的安排，要發生效力，必須是一種納什均衡，否則這種制度安排便失效。
法律面對此類利害關系時，也就不得不作出抉擇。選擇的原則就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法律是很現實的，對現實起不到作用的法律，規定再好也沒用。法律必須真正起到作用，才可以臻于良法之治。如果我們一直堅持對這種人非殺不可的正義理念，那么因為國際法的規定，我們實際上根本沒有控制犯罪嫌疑人于司法主權之下，無法行使管轄權，那么，法律還是沒有起到作用。有時，正義就需要一種矯正的方式來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