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環捐資助學成為熱點新聞。據報道，他在10年間拿出個人資產53.3萬元，資助了148名貧困大學生；今年又捐出一筆稿費，委托天津市教委今后3年內每年再資助100名貧困大學生；他早已立下遺囑，稱逝世后遺產統統變現資助天津貧困學生。
這條新聞被廣泛轉載，引來讀者對李瑞環的如潮盛贊，但也有人表示疑惑
:與個人捐資助學行為相比，李瑞環作為國家前領導人，在任時是否更宜發揮作用，改善高校收費制度？還有人說:李瑞環長期以“一位老共產黨員”的名義匿名捐贈，并不求揚名立萬，媒體這樣高調報道是否合適？
看似不相干的兩個問題，其實都可以歸結為:如何看待退休的政治人物的善舉？他們應該怎樣讓善舉發揮最大效益？
評價一個政治人物的一生，通常主要依據他在位時的政治作為。但是這并不等于說，他退休以后的所作所為都要跟他在位時的職務行為聯系起來。李瑞環在任時是否贊同高校收費制度，我并不知道，也不管他贊同與否和他的捐資助學之間的關系如何，我都反對這樣一種邏輯思維。既反對因為他在位時中國出現貧困大學生就懷疑他的善心善舉，也反對單就這一善舉去評價他的一生政績(在我國，國家領導人的政績評定自有中央統一作出)。這就是為什么世界上大多數政治人物退休后成立的基金會都要強調是NGO－－－－非政府組織－－－－非政治化、非營利性。
無論如何，一位政治人物退休后樂善好施，都是一件值得高調贊揚的事情。因為這些贊揚之聲所產生的良好影響，甚至會超過他所捐贈的錢財所起的作用。大家知道，政治人物未必都是有錢人，尤其在我國，領導人的薪資水平并不高，也不允許收受貴重贈品，如果沒有如稿費等額外收入，幾乎無錢可資善舉。但是他們擁有別人沒有的財富，那就是影響力。社會上有不少比李瑞環捐錢更多的助學者，其中也不乏“老共產黨員”，為什么他會成為最大的新聞主角？因為他是國家前領導人，其言行仍然舉足輕重。正如退休后仍然四處奔走的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所說:“雖然我已經沒有了權力，但是只要我去工作，就會有影響力。”
利用自己的影響力，進行公益慈善活動，已經成為許多國家和地區領導人退休后的慣行選擇。克林頓出任了國際防治艾滋病基金會主席，以他為名的基金會下設的抗艾項目2005年撥款1000萬美元，資助1萬名兒童接受艾滋病治療，其中包括200名中國兒童。他還和老布什一起擔任了聯合國印度洋海嘯救災特使。另一位前總統卡特退休后于1982年成立了利卡特中心，以促進世界和平、人權和醫療衛生為目的，并于2002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1992年在日本東京建立全球性環保組織“國際綠十字會”。南非前總統曼德拉退休后也成立了曼德拉基金會，以改善農村兒童受教育和幫助解決艾滋病問題為工作重點。香港前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退休后，任職于聯合國兒童基金香港委員會，前特首董建華退休后也積極參加各種公益活動。
所以，在我看來，政治人物在退休后，不必顧慮揚名，也不要擔心媒體報道，完全可以好好地利用一個政治人物的影響力和媒體的報道熱情，讓已經產生良好作用的善心善舉發揚光大。這種公益慈善行為不僅幫助很多大學生完成了學業，也激勵了更多人的向善之心。如果不僅以“一位老共產黨員”，更以“國家前領導人”的名義站出來振臂一呼，甚至成立一個以幫助貧困大學生為宗旨的NGO組織，一定會產生遠遠大于50萬元捐款的社會效益。
(作者系資深媒體從業者)
專欄言論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南方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