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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審計署29日發布審計公告，公布了五個專項審計和審計調查結果。其中對18所高校2003年度財務收支情況進行審計發現，至2003年末，18所高校債務總額72.75億元，比2002年末增長45%，其中基本建設形成的債務占82%。
中國農大校長陳章良將大學負債歸咎于“政府投入沒有達到《教育法》的要求”。從現象來看
，陳章良的說法并不算錯，但是如果我們追問一句：為什么在政府投入不達標的情況下，各高校依然“霸王硬上弓”、一味加快擴招的步伐呢？我想，不外乎這樣兩個原因：
高等教育職能定位走入誤區，擴張沖動在所難免。這些年高等教育的發展，基本走向了一種“規模擴張”式的商業投資之路。這種日益嚴重的產業化思路，直接導致高等教育已將隨意透支當作了一種習慣。
高等教育承載著很強的“政績情結”。高校的規模決定了升格，而升格又關乎著政績，思想上重視是肯定的。但是重視又有不同的出發點。教育是長線投資，回報較慢，所以通過高額負債方式，既風光了眼下，又可以把包袱層層推向下一任，何樂而不為？
一座大學動輒幾個億甚至十幾個億的負債，怎么填補？指望通過教育高收費、亂收費來彌補嗎？在人們維權意識越來越強、教育市場化還難成氣候的今天，這有著相當的難度；指望自身管理出效益嗎？那更不可能。最終的埋單者，還只能是政府財政。而比埋單更深刻的教訓，還是應該冷靜面對嚴酷現實，好好反思一下為什么會走出這樣的彎路了。（馬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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