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溯
中國孩子還沒放學，家長就在學校門口等候
日本孩子放學自己回家，沒有人接
為了控制人口增長的速度，從1979年起，我國開始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統計表明，1994年我國人口出生率為1.71%，北京、上海等大
城市的獨生子女率也已達98%左右。與此同時，從數年前起，東鄰日本也出現了“少兒化”、“1.54沖擊”等反映人口結構急劇變化的新名詞。中日兩國雖然國情不同，但可以說同時進入了“少兒化”的時代。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以家庭教育的擔當者——母親為研究課題，分別于93年6月和94年6月在東京和北京對合計兩千名的初中生的母親做了關于母親對子女教育意識的調查。希望通過兩國母親教育意識的考察，對我國家庭教育及女性工作的研究提供一些線索。
調查問卷大致可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關于母親自身狀況及意識的問題，如工作狀況、學歷、自我評價、學歷觀、老后觀、日常生活中的感覺、體調、理想的女性像等。另一部分是母親對孩子的教育意識及行動，如評價、學習情況、行為表現、學歷期待及人生期待、對孩子的養育態度、子女觀、期待的教師像等。現將調查結果中兩國差異較大的項目介紹如下。
【關于兩國母親的工作情況】
中國母親職歷較長，婚后繼續工作
日本母親職歷較長，婚后家庭主婦
從職歷及工作時間制度上看，中國母親職歷較長，很少有人因結婚或生育而辭去工作，每日工作時間為8小時。
日本母親工作職歷較短，過半數的人有過因結婚或生育一度辭去工作的經歷，家庭主婦約為三分之一。日本的婦女在婚前或生育之前日工作時間多為8小時，婚后或生育之后即使繼續工作，也多采用4—6小時工作制。
日本婦女這種職業上的特點反映了日本社會對男女不同性別不同要求，即“男主外女主內”。性別分工的不同，要求婦女以家庭生活為中心料理家務，教育子女，徹底解決男性勞動力的后顧之憂，以達到家庭安定間接地服務于社會的目的。此外，從社會勞動結構上看，女性大多從事非技術、非管理的服務性及事務性較強的輔助工作，這不僅有利于婦女隨時進出社會，也不會因女性的辭職而影響整個社會生產的正常運行。在女性的社會勞動工作時間的分配上，采用多種工作時間制度，使女性的事業與家庭的矛盾得到了緩解。
【關于母親的學歷】
中國母親學歷素質大大低于日本母親
日本母親幾乎都接受過中高等教育
中國母親初中畢業的人數占全體的41.2%，高中或相當于高中畢業的比率為27.1%，大專及大學為30.0%。
日本母親初中畢業的比率僅為4.2%，高中或相當于高中的比率為48.3%，大專及大學為46.5%。這些數字表明中國母親的整體教育素質大大低于日本母親。這一點可以上溯到兩國60、70年代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
接受調查的中日母親的年齡，集中于40—44歲之間，其青少年時代正好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及日本的經濟高度成長期吻合。文化大革命使中國教育遭到了滅頂之災，因而大多數中國母親失去了繼續升學的機會。
而日本則為了適應經濟的高度發展，大力興辦中、高等教育、使日本母親在其青少年時期有機會接受中、高等教育。一般來說，母親自身的教育素質影響對子女的教育水平。這一點在這次調查中也得到了證實。
【關于母親的自我評價】
中國母親：非常看重孩子的學習成績
日本母親：著重培養孩子日常生活習慣
在自我評價的12個項目中，差異最大的是對孩子的教育態度。
中國96.6%的母親認為自己比同齡母親更為關心孩子的教育，而日本則為61.7%。這種差異，一是因為本調查80.8%的中國母親只有一個孩子，對孩子的期望較高，因而從時間上、精力上、經濟上對孩子的投入較大；二是因為中國母親在其青少年時期受教育的機會被剝奪，理想被毀滅，因而希望孩子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從孩子身上彌補這一缺憾。相對來說日本母親對孩子的成長及教育較為寬容。
中國母親關心孩子教育的態度在對待孩子的學習成績上反映得更為突出。在“您是否介意孩子的學習成績”這一問題上，中國母親表示“非常介意”和“比較介意”的比率為88.0%，遠遠高于日本母親的17.0%。
一般來說，日本母親比較注意對孩子的日常生活習慣、特別是公共道德及文明禮貌行為、自立能力的培養，而對孩子的學習則主要依賴學校及各種補習機構。和日本相比，中國母親關心孩子的學習，對其生活也照顧得很周到，而對其性格、行為及自立能力的培養則顯得無能為力。
中日母親這種意識上的差別，反映了兩國家庭教育內容上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