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梁治平
2005年《財富》全球論壇在北京舉行。一時間，中外企業界巨子云集北京。逢到這樣的盛會，媒體自然不甘落后，朋友聊天，也免不了要拿它做談資。那天看到一則電視采訪，被訪者是中國一位《財富》雜志的資深研究者。在被問到那些聲名卓著的中外企業家們有何不同的時候，被訪者回答說，西方的企業
家成功之后愿意回報社會，中國的企業家卻沒有這樣的習慣。
有兩個美國朋友告訴我是文化傳統的差異。這種解釋讓我想到秘魯經濟學家德·索托在談到比爾·蓋茨時講的一段話。他問，在個人天賦之外，蓋茨的成功有多少應歸于其文化背景和“新教倫理”，有多少應歸于美國的法律制度？如果沒有專利法的保護，他能有多少個軟件發明？沒有可以執行的合同，他能夠實現多少交易？沒有有限責任制度和保險制度，他最初能承擔多大的風險？沒有完備的所有權記錄，他能積累起多少資本？沒有可交換的所有權表述，他可以聚集多少資源？如果不能發行股票，他能使多少人變成百萬富翁？如果不能用恰當的所有權工具把分散的工業組織起來，他能從多大規模的經濟中受益？最后，沒有合法的繼承制度，他又如何把他建立的微軟帝國傳遞下去？
我沒有去查證這個萬人羨慕萬人恨的比爾·蓋茨已經向社會回報了多少，但是據說他曾經表示，在他百年之后，他個人財產的絕大部分都將捐贈給社會公益事業。比爾·蓋茨當然可以自由而合法地把自己的全部財產都留給其子孫，但是根據美國的法律，這筆數額巨大的財產扣了遺產稅便十去其五，傳到繼承人手里，交了個人所得稅又要十去其三，最后剩下的“多乎哉”？相反，如果比爾·蓋茨愿意把他的錢用來建造博物館、醫院、學�；蛘哔Y助各種公益事業，那他就一分錢的稅也不用付，同時卻可以名垂青史，除了被后人記住這是一個有頭腦的生意人，還落下一個樂善好施的好名聲。
當然，我愿意相信文化的作用。我相信驅使那些企業家作出善舉的不僅僅是金錢上的計算，還有發自內心的懺悔、感恩、善念、奉獻意識和成就感。就此而言，個人的修為和信仰，還有社會的好惡與風尚，都會對企業家的行為產生影響。但是無論如何，制度的激勵和引導決不是可有可無的。
說到中國的企業家，盡管我不清楚他們當中多少人有信仰、有善心，愿意適時地回報社會，但我確知，與其說我們的社會里缺乏回報社會的企業家，不如說我們缺乏鼓勵企業家回報社會并且為之提供便利的制度。現行的稅收制度對企業家的社會公益性捐助沒有優惠，這是學者們詬病已久的問題。然而更重要的是，所有相關的法律、法規、條例、規章和規定合在一起設置了各種各樣的限制，使得企業家們很難根據自己的愿望和社會需要，通過成立與其捐獻目的相適應的社會組織和機構，或者以其他適當方式，輕易地實現他們回報社會的善念。其結果，我們的社會里不但少了許多回報社會的企業家，而且也少了一種讓這類企業家能夠浸淫其中并且從中汲取養分慢慢成長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