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
第一本引誘我想將世界名著譯成漢語的小說，是俄國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那時我在大學念書，買了幾本美國尼爾遜版的袖珍叢書，其中就有譯成法語的《安娜·卡列
尼娜》。這本書激發我強烈的共鳴，使我產生抑制不住的與人共享的欲望，宛如我初讀《紅樓夢》后的感覺。可惜我當時年輕，課余時間只顧和同學開PARTY，打橋牌，定不下心來翻譯，只能將愿望壓在心頭，這一壓就過了十幾年。解放了，文藝欣欣向榮，翻譯出版外國小說如雨后春筍，滿園春色。我禁不住也躍躍欲試，終于在1952年間，決心利用我學到的法語，為中國人民介紹法國文學名著。
我譯的第一本書是巴爾扎克的3篇短篇小說：《貓球商店》、《蘇城舞會》和《錢袋》。譯稿寄給出版社以后我心內稍感不安：因為我對出版界情況不很熟悉，不知這3篇小說以前是否有人譯過，在當時，一本書重復翻譯出版是不可能的。后來書出版了，證明以前沒有人譯過，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在以后的半個世紀里，我翻譯出版了雨果、巴爾扎克、福樓拜、梅里美、大仲馬、左拉、紀德、喬治桑、莫泊桑，以及薩特、羅伯·葛里耶、巴西亞馬多、加拿大伊夫·泰里奧等人的作品，共有40余本，600多萬字。只有在“文革”時期，我隨大伙到河北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方停止了翻譯；我的家人還認為今后不可能再翻譯了，把我的大部分外文藏書都賣掉了。
我因為是業余翻譯，時間很緊，不可能先譯成草稿，修改后再抄一遍，作為定稿。我只能在稿紙上一次寫成，即為定稿，文字難免粗糙。因此我特別崇拜那些譯筆流暢，讀起來好像在讀中國作品，毫無翻譯痕跡的翻譯家。傅雷就是其中一個。傅雷的譯文如行云流水，一瀉千里，讀過的人無不愛不釋手。北京大學曾經邀請我去為法語系的學生談談翻譯的體會，我談的就是傅雷的譯文。我記得我當時是分四部分闡釋傅雷的譯文，盛贊傅是中國第一人，介紹北大學生向傅雷學習。我做夢也沒有想到，過了幾年，我又變成傅雷譯文的批判者。
關鍵在于到目前為止，我只讀過傅雷的譯文，卻從來沒有拿原文對照一下，不知傅譯是否忠實于原文。這時湖南長沙鐵道學院有一位孫恒教授，寫了一篇題為《評卡門的兩個中譯本》的文章，刊登在該院學報《長院科技》1985年第1號上。該文將傅雷譯的《嘉爾曼》和我譯的《卡門》對比，兩者都是根據梅里美的原作譯出，而“傅雷譯的《嘉爾曼》是一個比較成熟的好譯本，但是，鄭永慧翻譯的《卡門》……比傅雷的譯本更臻完善。”文章列舉了不少例子，說明傅譯有漏譯、錯譯之處，最后總結說：鄭譯本的優點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形象更加完整；(二)文字更加煉達；(三)風格更加統一。
我看了這篇文章以后，立即復印一份，寄給楊絳女士，征求她的看法。楊絳復信說：“孫君的文章，寫得極好，評得也極公允。”這就使我萌發了將傅雷的譯文，與原文對照一下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