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甲申猴年——八年離亂 天亮前夕
1944年是中國進入抗日戰爭的第七個年頭，讓中國人刻骨銘心的八年離亂，此時到了天亮前夕。1月25日，農歷甲申年春節。在國民政府所在地重慶，許多人在為黎明前最后的黑暗徹夜地守候。在南京，偽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正在為自己的前途
擔憂。在延安，大生產運動伴隨著秧歌的鑼鼓轟轟烈烈；在重慶和昆明，由于通貨過度膨脹，流行著黃（金）白（米）生意，人們背著成捆的鈔票擠在買米的隊伍里；在上海，奇女子張愛玲已經達到名氣的巔峰，成為淪陷上海的一個傳奇。
在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邊區，春節前許多農民收到了文藝工作者送來的新年畫，畫中的秦瓊和尉遲恭換成了八路軍戰士和民兵，擁軍愛民，團結抗敵是新年畫的主題。
抗日戰爭進入第七個年頭
這一年，郭沫若寫出了轟動一時的《甲申三百年祭》，兒歌《讀書郎》誕生。戰火中，許多人因為豫湘桂大撤退而流離顛沛，瓊瑤和她的家人也匯入逃亡的人流中，她回憶道，一路上，遍是荊棘和雜草，天亮的時候，人們發現，自己的家園已經被燒成了平地……
1944年1月25日，農歷甲申年春節。在國民政府所在地重慶，許多人在為抗日戰爭進入第七個年頭徹夜守候。國民黨《中央日報》這樣描述道：春節之晨，山城燈火通宵，全城人士親送舊歲以去，目睹新年以來者，約占三分之一。
過去的一年里，中國的正面戰場上，日軍發動的鄂西和常德兩次戰役，被中國軍民擊退，日軍傷亡6萬多人。敵后戰場上，八路軍和新四軍斃傷敵偽軍二十萬人。在歐洲、北非和太平洋戰場上，同盟國都已轉入反攻。
在兩個月前召開的開羅會議上，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也應邀出席，中國繼蘇、美、英之后躋身四大國行列，這是進入20世紀以來中國國際地位的高峰。
中美建立的空軍聯合大隊，在短時間內，已經取得華南和華中的制空權。《中央日報》新年的社論已經開始談論收復失地后如何重新建設，統一四分五裂的疆土。
陜甘寧邊區的大生產運動
在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邊區，春節前，許多農民收到了文藝工作者送來的新年畫，畫中的秦瓊和尉遲恭換成了八路軍戰士和民兵，手里也拿的是步槍和大刀。擁軍愛民，團結抗敵是新年畫的主題。
大年初一，各單位的業余秧歌隊上演了一百五十多個節目。最受歡迎的是秧歌劇《兄妹開荒》，劇本描寫在山上開荒的哥哥和妹妹鬧誤會的故事，劇中唱道：雄雞雄雞高聲叫，叫得太陽紅又紅；身強力壯的小伙子，怎么能躺在熱炕上做懶蟲。
這一年，包括毛澤東在內，邊區政府的每個人都制定出一年的勞動計劃。男同志上山開荒種地；女同志在家紡線。在大生產運動開展兩年之后，陜甘寧邊區已經基本實現衣食的自給自足。
這時候，一個中外記者西北觀察團正在延安訪問，《新民報》主筆33歲的趙超構是其中的一員。記者團受到延安交際處的熱情接待，每天由他們安排采訪和座談。
進入延安第一天，延安給趙超構的印象是“粗糙，幼稚，然而頗為剛健的農業都市。”
“女性的氣息，在這里異常淡薄，絕對沒有穿旗袍的女人，絕對沒有燙發的女人，也沒有手挽著手招搖過市的戀人。女同志在服裝上和男人差別很少�！壁w超構在訪問記中寫道“如果夸張一點說，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1944年的上海文藝界
和歷史同時期相比，1944年是上海少有的高溫年份，35度以上的高溫持續了35天。此時上海正在上映由周璇、袁美云、王丹鳳主演的《紅樓夢》，影片著重演繹了林黛玉和賈寶玉的愛情故事，男歡女愛是這一時期上海影壇的重要主題。
這一年，24歲的張愛玲一生中所有重要的小說已經相繼出版，她的書在上海風行一時。在她的筆下；看不到戰爭的硝煙，但霓虹燈閃爍的上海卻充滿了小人物的蒼涼。在她的散文《我看蘇青》中這樣寫道：
“這是亂世。晚煙里，上海的邊線微微起伏，雖沒有山也像是層巒迭嶂。我想許多人的命運，連我在內的；有一種郁郁蒼蒼的身世感。”
在戰爭中畸形繁榮的中國城市
國民政府一直依靠發行紙幣來支撐，大量紙幣造成通貨膨脹，有錢人就依靠囤積居奇發財致富。在戰爭中畸形繁榮的重慶和昆明，男人西服禮帽，女人則是玻璃絲襪、高跟皮鞋和波浪發。在美國軍人大批進入中國之后，歐米嘎手表、派克金筆和高級化妝品成為市面上最時髦的東西。
此時，生活在重慶的宋慶齡在寫給美國友人格雷思·格蘭尼奇的信中，這樣描述國統區的生活：
通貨膨脹逼得許多人自殺，在一個學校里一夜之間有4個人上吊———已經3星期沒有肉，雞蛋要3元錢一個……學生們很受苦，學習水平到處都在下降，從前60分及格，現在有35分就過去了……這一年，一位美國專家對1200名中國士兵進行檢查，發現57%的士兵營養不良。800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斗死亡。
1944年夏天的一個夜晚，湖南衡陽縣渣江鎮充斥著槍聲、人聲、追逐聲，一對父母拉扯著一個女孩逃向山中。這個女孩就是后來成為作家的瓊瑤，45年后，在自傳體小說《我的故事》中，她回憶，一路上，遍是荊棘和雜草，天亮的時候，人們發現，自己的家園已經被燒成了平地。
12月31日，《解放日報》發表文章說，“由于一年來斗爭勝利的結果，我們的正規軍由四十七萬增加到六十五萬，民兵由二百萬增加到二百二十萬，解放區的人口由過去的八千萬增加到九千二百萬，這就大大增強了我們的反攻力量�！�
一天后，重慶《大公報》發表社論說：就全戰局來說，的確勝利紛紛，但勝利卻不在我們這一角。對于1944年底的中國人來說，的確正在黎明前的黑暗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