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團亂麻”來形容當下各地取消強制后的婚檢狀況，一點也不夸張。不恢復強制吧，弊端明擺著；恢復強制吧，法治將受到傷害，政府的權威性也將受到影響———無疑，“婚檢困局”考驗著各地政府的善治能力：當手中失去“強制力”這個用慣了的工具時，政府應選擇何種方法和技術讓公眾自覺認可和服從新規，并讓其成為
公民社會的共識呢？
在婚檢問題上，政府已經被立法切斷了“強制”的后路，只能選擇善治的光明正途，與公民社會合作解決“婚檢困局”。那么，政府如何與公民社會進行合作呢？
推行新規是需要權威的，但對善治來講，這個權威并非一定是政府部門。善治本質上是一種社會合作治理，誰的治理能使公共利益達到最大化，誰就可以作為權威。公共機構也好，私人機構也好，公私合作亦可。顯然，在婚檢問題上，擁有專業知識的衛生機構和醫院對于婚檢應該比政府更有發言權和公信力，所以在推動婚檢上挑大梁的應該是衛生機構、醫院和志愿者等非政府部門和公民自愿性團體。
善治意味著辦好事情的能力并不僅限于強制，還存在著其他的管理方法和技術，政府有責任使用這些新的方法和技術來更好地對公共事務進行控制和引導。今年我國農村計劃生育政策經過了一個由“處罰超生”到“獎勵少生”的轉變：只有一個子女或兩個女孩的農村計劃生育家庭，在夫婦年滿60周歲以后可以申請領取獎勵扶助金———這就是以善治推進計劃生育政策的一種體現。在推廣婚前檢查方面，我們為什么不能學一學呢？
再就是與社會合作的態度。通過民意調查、實地調研、理論分析等方式弄清楚人們不去婚檢的原因，通過對癥的安排逐一消除人們的心理障礙，使相互沖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在合作中調和。
“婚檢自由”之門既已打開，再合上就難了，這考驗著政府扔去“強制”工具后的善治能力：再完美的“善”也不能強制推行，需要開發“強制”之外的方法和技術。而一遇到管理的困難就留戀昔日“強制”的方便和效率，非治道變革之途。曹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