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間，關于溫州商人，有一些相當令人震驚的消息，比如，在西班牙經銷鞋子的溫州商人的貨物被燒；有“膽大包天”之稱的溫州籍企業家王均瑤英年早逝，等等。這些互不相干的消息，再次引起人們對溫州商人這個群體的關注。
改革開放20余年來，溫州的民營經濟迅速發展，溫州被視為中國民營經濟的重
要發祥地，溫州商人在全國各地乃至西歐北美市場的成功開拓，使人們認識到，創業致富的強烈欲望一旦釋放出來，將會創造出巨大的財富。人們在對溫州人嘖嘖稱贊的同時，難免要問：溫州人的工商精神和創業文化是從何而來的？要解釋上述問題，需要到溫州獨特的地域環境和歷史背景，尤其是溫州傳統思想文化完成理論化的宋代尋找原因。
宋代的溫州，“土俗頗淪于奢侈，民生多務于貿遷”
溫州位于浙江最南部，全境絕大部分是山區，山多田少，歷來是浙江按人口平均耕地面積最少的地區。早在八九百年前的南宋時期，溫州就已形成人多田少的局面。當時的溫州知州（州一級最高行政長官）吳詠說溫州農業：“總一歲之收，不敵浙西一邑之賦，舉全州盡熟，不如蘇、湖一頓之粥。”意思是說：溫州一年的收成，還趕不上蘇州、湖州一個縣交納給國家的稅糧；即使全溫州各地都大豐收，收的糧食還不夠蘇、湖兩州所有人家燒一頓稀飯。
由于田地太少，不能僅僅依靠農業，還要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因地制宜發展農業多種經營和工商業。溫州還有一個特點，這里遠離浙江主要的交通路線，連綿不絕的山峰又造成陸路通行困難，但溫州靠海，可以發展最廉價最便捷的交通：航運業。善于航海，善于經商，善于從事手工業生產，長期以來便成為溫州經濟的主要特點。宋代，溫州所產的漆器、紙張、瓷器等手工業品以及柑桔和海產品聞名一時，運銷大江南北，還有一些人出沒于波濤浪尖，前往國外經商。宋代方志說溫州習俗，是“其貨纖靡，其人多賈”，“土俗頗淪于奢侈，民生多務于貿遷”。如果用現代的語言表述，是說溫州人大多經商，往來于各地，溫州貨細巧精致美觀，溫州人喜歡過奢侈的生活。
挑戰“重農輕商”傳統思想，追求“義”與“利”相統一
多山濱海的地理環境，在民生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工商業經濟，塑造了溫州獨特的地域文化。中國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思想文化，向來有重視農業、輕視工商業的一面，即所謂的“重農輕商”。因此，歷代都有看不起商人，以經商為下賤的思想。宋代的溫州學者對這種輕視工商業的思想提出挑戰。南宋時思想界有三大流派，其中的永嘉學派基本上由溫州學者所組成。永嘉學派的代表人物葉適公開主張，只有士、農、工、商等從事不同職業的人都發揮了自己的作用，天下才會太平，因此，“重農輕商”是不對的。他主張，政府應該像中國春秋時期的各國那樣，以國家的力量扶持工商業發展。葉適提倡發展商品經濟，主張官府給工商業者經營自主權，反對通過國家控制并奪取工商業者的利益。
主張實效，反對空談，提倡經世致用，講究變通，也是永嘉學派的基本觀點。在他們看來，離開“功利”（實際利益）去講“道義”，“道義”就是沒有用的空話，“道義”和“功利”應該是統一的。讀書，研究，都應該以解決現實問題為目的。而且，要依據情況的變化和現實條件，不斷改變自己的思想認識、努力方向和工作方法，以獲得最大的功效。
宋代是溫州經濟文化大發展的時期，溫州地域文化的特點得到了充分的表現。這種地域文化的特點，經過永嘉學派學者的闡釋，成為系統而明確的思想理論，又經過讀書人的世代相傳，構成了后世歷史發展中的“遺傳基因”。近代，溫州又是我國對外開放較早的商埠，進出口貿易和外向型經濟都有一定的規模，來自西方的先進思想和文化得以傳入。這種變化，也有利于溫州傳統的思想文化在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中獲得新的生命力。
1978年改革開放以前，溫州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積只有半畝，大約相當全國平均水平的13，全市23的農村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當時，國家出于備戰的考慮在溫州很少投資，溫州不僅沒有鐵路，也沒有幾家像樣的工廠，鄉鎮企業也不多。溫州人為生活所迫，只好背井離鄉，前往外地謀生，或者依靠家庭作坊生產各式各樣的小商品，農業方面很早就出現包產到戶的現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溫州人更是靠大力發展民營經濟，逐步走上發家致富的康莊大道。
今天，人們在分析溫州人不輕信教條和理論，一切從現實出發的創業文化時，都提到了宋代永嘉學派的思想理論的影響。在人們看來，正是這種思想的代代相傳，鑄就了溫州人重視工商、崇尚實干的靈魂。吳松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