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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江南時報用三個版的篇幅，從調查一起“女生上晚自習遭民工強奸”謠言著手，剖析在江蘇蘇北地區“行之有效”的“縣中模式”大舉挺進省城南京所引發的種種爭論。在昨天的采訪中，有關人士認為，“縣中模式”之所以大行其道，與南京諸多中學校長來自蘇北地區或有著蘇北
執教經歷有密切關系。
果真如此？
南京真的遭到“外來和尚”的傳經？“縣中模式”真的不應在南京落地？南京的“素質教育”模式果真要讓位于“縣中模式”？
今天，我們發表南京四位中學校長有關這一問題的見解，他們中，有的就是“蘇北籍”……
中華中學副校長錢進：
“在這場討論中，大家忽略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即：學生希望得到什么樣的教育？他們渴望得到什么樣的發展？他們接受什么樣的考試形式？”
南京市中華中學的副校長錢進用一句話描述了“縣中教學模式”：那是一種在統一的、集體的高強度下，舍棄了必要課程的教學活動。
錢副校長告訴記者，如果要說城市的學生和蘇北的學生存在著差別，那就是“內動力”的差別。錢進曾經在鹽城一中學里任教過很長時間，對那里的教學模式十分熟悉。他說，和南京的學生相比，蘇北的孩子實在是太苦了。蘇北縣中模式是一個封閉的、追求高考成績的剛性硬環境，學生在這樣的氛圍中完全是一種機械的學習。錢進認為，蘇北的學生從小被灌輸的是“惟有苦讀書，才有好出路”的觀點。在一些蘇北學校，計算機課程基本上是形同虛設，學生根本就學不到計算機知識，但如果學會了打字這項基本技能，就能在廣州有一個不錯的收入。說這句話的意思就是城市學生的職業取向呈現的是多元化，是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換句話說，“縣中模式”在南京是行不通的。
錢進認為，在這場討論中，大家忽略了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即：學生希望得到什么樣的教育？他們渴望得到什么樣的發展？他們接受什么樣的考試形式？
南京一中校長吳曉茅：
“如果南京采用了‘縣中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說，將意味著教育的倒退！”
“如果南京采用了‘縣中模式’，從某種意義上說，將意味著教育的倒退！”南京市一中校長吳曉茅說，前段時間業內人士就“縣中模式”開展激辯時，他就表明了自己的態度———“給學生一個寬松的學習氛圍”。
吳曉茅認為，中小學生負擔過重是長期以來基礎教育的頑癥，南京廣大教育工作者做出了很大努力，減輕學生過重負擔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至今學生負擔過重問題仍然不同程度地普遍存在，成為當前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障礙。
吳校長表示，減輕學生的過重負擔不僅關系到青少年兒童的身心健康，更重要的是，將為培養他們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創造良好的條件。目前迫切需要改革妨礙學生創新精神、實踐能力發展的教育觀念、教育模式，把學生從過重的課業負擔中解放出來，讓他們多接觸自然、接觸社會，為學生探索精神和創新思維的培養、學生稟賦和潛能的開發提供充分的時間和空間。
二十九中校長華明友：
“一方面要堅持素質教育不動搖，否則會有人說我們培養的是一群‘考試機器’；另一方面，又不能放棄‘分數教育’，升學率上不去同樣要承擔罵名。”
“不能簡單地把‘縣中模式’歸結為應試教育，它同樣具有一定的可借鑒性。”昨天下午2時，南京市第二十九中學校長華明友在與記者談到當前風行南京教育界的“縣中模式”時，一再強調“要一分為二地看待這一教育模式”。
“‘縣中模式’根基在蘇中、蘇北的農村地區，經濟文化的氛圍決定了它存在的合理性。”華明友認為，在這些地區，社會普遍的價值導向就是“學而仕則優”，家長和學生認為讀書上大學是跳出“農門”的惟一途徑。因此，學生們首先認識到，讀書可以改變自身的命運，苦讀是理所當然的事。而對于那些在縣級中學任教的教師來講，通過自身的努力而獲得的報酬，相對高于其他職業人群，為此，縣中的教師也更愿意通過埋頭苦干來維護自身的職業榮譽。
但南京的一些教師恰恰缺乏這么一種“榮耀感”，華明友認為，這不能怪老師，是整個大環境造成的，“多元化的社會使得大中城市的教師擁有多元的選擇”。
同時，“有別于農村的孩子，南京的孩子普遍具有一種優越感，考上大學并非是決定他們一生的惟一選擇。”華明友舉例稱，老師們經常教導學生“一二十歲不吃苦，三四十歲受大苦”，但有學生反駁老師說：“我有一個好爸爸，現在不吃苦，前途也依然光明。”由于社會的多元化，南京的孩子在高考落榜之后，同樣比蘇北的孩子擁有更多的發展機會。
“南京的素質教育在全國一直是領先的，多年積累的經驗很寶貴，堅持素質教育不能動搖。”但遺憾的是，當南京經歷“高考之痛”后，一些家長一股腦地把責任歸咎于素質教育。華明友向記者透露，其實這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社會一再指責南京的高考升學率排不到全省前列，但實際上，由于南京的高中普及率遠遠高于蘇中、蘇北，在統計高考升學率時，又把擴招生、借讀生統計在內，造成比例相應降低。如果單純按照計劃內招生人數計算，南京的高考升學率不見得比蘇中、蘇北的縣中低。
華明友把“縣中模式”形象地比喻為工業流水線，是按照統一模式制定的教育模式，非常嚴謹，“但這種模式只適應蘇中、蘇北縣中的土壤”。華明友認為，這種模式需要社會氛圍，自己曾多次訪問蘇北的縣級中學，那里的學生對于老師布置的作業很少提出意見，學生家長只要孩子學習成績好，很少對學校的教育提出異議。相對而言，南京的家長對學校教育的干預越來越多。比如補課問題，蘇北縣中的家長不會有什么意見，但南京的家長卻會到處投訴，媒體也會相應跟上進行曝光。
“我們是在兩難境地中進行選擇。”華明友感嘆，一方面要堅持素質教育不動搖，“否則會有人說我們培養的是一群考試機器”；另一方面，又不能放棄“分數教育”，“升學率上不去同樣要承擔罵名，南京的教師真的不容易。”
華明友告訴記者，國家教育主管部門正在醞釀“課程改革”，其目的是要關注孩子的學習、生活質量，關注孩子全面發展，這與素質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但是，我們也應該吸取‘縣中模式’中有效的經驗為我所用。”華明友強調，“借鑒別人是為了提高自己，但生搬硬套會導致水土不服”，南京需要探索適合自己的教育模式。
十二中副校長鄧可清：
“不管是‘縣中模式’還是素質教育，都有其可取之處，之所以會引起誰好誰不好的爭論，關鍵在于教育界的浮躁”。
南京第十二中學副校長鄧可清認為，不管是“縣中模式”還是素質教育，都有其可取之處，之所以會引起“誰好誰不好”的爭論，關鍵在于教育界的“浮躁”。
鄧可清感嘆，這些年來，有關教育模式的爭論從來沒有停歇過，“宏觀上、整體上的擺動性太大”。鄧可清認為，“教育有自己的根，不能脫離，教育不應該存在隨意性”。
“不能動不動就去否定一切，這是一種極端的做法。”鄧可清表示，南京的教師應當學習蘇北縣中的教師為學生前途命運傾注心血的精神和品質；另一方面，要根據城市孩子的特點，在教學方法上不斷提高，對學生的學習方式進行指導，培養學生積極向上的生活態度和價值觀念。
“教法”和“學法”，是鄧可清說得最多的詞。他認為，苦讀對于城市的孩子、農村的孩子都是同等重要的事，但不同的教法會產生不同的效果。“教學方法死、內容死，針對應試而進行機械、反復的訓練，不但浪費教師與學生的精力與健康，而且要批判。”
而掌握學習的方法，如何變“苦讀”為“巧讀”，同樣值得教育界深思。鄧可清表示，“填鴨式”、“灌輸式”的教育模式，只能產生“死讀”的學生，只能產生應試教育培育出來的“書呆子”，“這無疑是教育的一大悲哀，與教育的宗旨相對立”。鄧可清感嘆：“很多人走上工作崗位后，有多少具體的書本知識得到了應用？”
“‘縣中模式’與素質教育的爭論，其實就是教法和學法的爭論。”鄧可清說，關鍵是不能因為“縣中模式”制造了“高考神話”就對其敬若神明，更不能因為高考升學率的問題，偏激地怪罪素質教育。鄧可清認為，現在不是爭論兩種教育模式誰好誰壞的時候，“兩種模式取長補短，走出一條適應南京特點的行之有效的教育之路，才是南京教育界目前應當深思的問題。”（江南時報記者
張易 應志剛 ）
特約編輯：張慶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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