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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方某雜志社舉行了一個“影響當代中國的50名知識分子”評選，社會學家鄭也夫教授榜上有名，鄭教授隨即著文辯駁，聲稱自己雖然是一名公共知識分子，卻無法影響中國。
鄭教授舉了一個例子，說他是發展私家車的堅定反對者，可是，不管他怎樣呼吁，馬路上的私家車是一天比一天多了。
這里
姑且不論什么樣的作用才能叫影響中國，但可以肯定地說，公共知識分子確實能發揮影響。鄭教授反對發展私家汽車的提議可以說是失敗了，但是，最近出臺的兩件與私家車相關的法規卻體現了公共知識分子的作用。一是北京市剛剛通過的新《交法》實施條例，這個條例在出臺之前，很不成熟，不少公共知識分子在報刊上發表了修改意見，特別是在聽證會上，他們的意見實際上起到了主導性的作用。這項法規修改后，受到了各界的歡迎，這其中顯然包含著公共知識分子的智慧。二是最近國家發布了汽車燃油強制降耗標準，這個標準正是大量地吸納了專家們的意見而形成的，其中若干標準甚至比專家提出的建議還要嚴格。鄭教授反對發展私家車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擔心能源消耗過大，而這個標準的制定，正是對這種建議的正面回應。
公共知識分子對中國的影響究竟應該有多大？人們目前的直觀感受是，他們的影響力還是不夠大。當年馬寅初提出的“新人口論”遭到批判，造成多生3億人的后果，這從一個反面論證了公共知識分子的作用。發揮公共知識分子的作用，并不意味著他們的每一條意見都能付諸實行，但至少要讓他們覺得自己的建議是重要的，政府和社會對他們的意見是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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