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計生委近日公布：到2003年，我國流動人口約1.4億，超過全國人口總數的10％。而且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流動人口的規模將進一步擴大。
“全國流動人口約1.4億”意味著什么？將對現有的戶籍管理制度、勞動就業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等造成一定的沖擊，對傳統的人
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的管理模式和服務模式提出了現實的挑戰，更是形成新的價值觀念的一個契機。
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使我們已經解決了現代化進程的基本制度支撐，最明顯的標志就是經濟結構的 開放，其結果是一億多農民突破所有制結構、城鄉結構得以轉入非農產業。然而，經濟開放并沒有同時帶來城市社會的開放，戶籍、教育、社會保障的制度性障礙，使農民在城市的身份認同存在著巨大的危機。“農民工”這一有著中國特色的稱謂也明顯地指出了這一群體的邊緣性：是農民又是工人，到底是農民還是工人？這樣問題也就出現了，國家到底應該賦予這一部分人以什么樣的權利和義務？是按農民的還是按工人的？這種含糊不清反過來也讓以農民工為主力的流動人口在城市的定位無所適從。
作為研究流動人口重要依據的“推拉理論”認為，在市場經濟和人口自由流動的情況下，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條件改善的因素就成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會經濟條件就成為推力。人口遷移就是在這兩種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從歷史上來看，人口對土地的壓力是勞動力大量向工商業轉移的基本動因。如人口增長高峰期的南宋和明代中后期，大量的農民向城市轉移，而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批“工人”。在史書記載中江南嘉興五江鎮，7000多戶人家“不務耕績”、“織綢收絲縞之利”。“臣所睹記，染坊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戶罷而織工散者又數千人”。這種狀況與今天的“農民工”何其相似。
然而，歷史上中國若干次商業化的繁榮并未導致“工業化”的到來。由于社會結構性因素的阻礙，無論轉移出來的農民有多少，商業化的繁榮也是曇花一現。正如美國著名的中國學學者黃宗智（PhilipC.C.Huang）所指，歷史上中國的長江流域只有公共領域的擴張而無市民權利的發展，只有正規的法律條文而無個人的“公平”“自由”意識，這決定性地導致了中國歷史上只有商業化的繁榮而沒有商業發展。
現在農村勞動力轉移是否能夠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一個轉折點，并由此而帶來經濟的持續增長，這不僅僅取決于經濟結構的變遷，更取決于社會的開放程度，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公民平等、自由等價值觀念的變遷。
在中國，大多數流動人口都抱著“掙一筆錢回家”的目的。這種社會預期雖然在短期內對經濟增長和社會秩序是有好處的，然而從長遠來看，這與“工業化”趨勢背道而馳。歷史上的中國之所以只有資本主義的萌芽，而沒有工業化的增長，這與當時的“重農輕商”政策有著莫大的聯系。許多農民從事工商業，在封建國家閉塞的社會觀念影響下，他們的身份認同依然是農民。目前中國阻礙農民向市民身份轉變的制度性障礙與當時“重農輕商”的后果是一樣的。在許多城市都存在諸如河南村、浙江村等等亞文化社區，他們對自己的身份定位十之八九是“農民”。社會結構不夠開放的歷史已經證明，在這種“社會預期”下進行的“原始資本積累”，只可能獲得暫時的繁榮，卻不可能獲得經濟持續的增長。（彭興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