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財富的新聞永遠都是媒體的“熱門”，也是大眾街談巷議的熱門材料，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一些刺激性的財富新聞見諸報端，比如近日里的天價手機就是一例。手機是一種通訊工具，但是價值21萬的天價手機想必已經與通訊無關了，它已經“進化”為赤裸裸的財富記號。還有更刺激的新聞，一個名叫世界地產研究院的機
構日前公布了2004年《中國超級豪宅排行榜》，排在榜首的是上海紫園，其單套最高售價竟然是1.3億元人民幣。即使像筆者這種心理承受力比較強的新聞從業者，聽說中國有大批這樣的“豪宅”也是吃驚不小，更好奇的是，究竟是什么樣的人在住著這樣的房子呢？毋庸諱言，類似的新聞總會在公眾的心理引發各種微妙的反應，艷羨有之，嫉妒有之，困惑有之，甚至也不乏敵意與仇恨。
同樣是豪宅，同樣是巨額財富，并不見得都會引發仇富心態。比爾·蓋茨在梅迪納的豪宅占地六千平米，約合人民幣4.8億元，雖然這樣的房子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力，但好像人們都能接受這個事實，因為，全世界都知道比爾·蓋茨的錢是怎么賺來的。與比爾·蓋茨相比，與沃倫巴菲特相比，與斯蒂芬·斯皮爾伯格相比，中國的新富豪們仿佛是隱身人，既不知道他們到底是誰，他們經營什么樣的產業，也不知道他們的財富是怎樣積累起來的。在短短二十來年的時間里，極少數中國人的財富仿佛恒星爆炸一般劇烈膨脹，那個謎一樣的過程留下了太多的疑問，與此同時，中國的失業人數不斷增加，貧困人口減少緩慢，貧富之間的差距已經接近警戒線，在這樣的總體語境下，仇富心態的存在，或者說仇富文化的存在，幾乎是必然的。
總體看來，中國新富豪的創富過程正在走向透明，但不能否認的，大多數富豪的第一桶金都是個謎，他們的財富暴漲也是個謎。從一些問題富豪的發跡與崩潰歷史中，人們看到了這樣的一些軌跡，個人奮斗、官商結合、走私投機、套取土地、掠奪國有銀行和國有資產等，如果不是利用中國轉型期法制不完善的漏洞，新富豪們的財富不可能在短期里以超快速積累起來。而新富豪在創富過程中的問題，被人們戲劇化地稱之為“原罪”，也就是不完全由個人主觀故意所犯下的罪行，可以通過某種“天意”與自己的懺悔得以赦免的罪行。然而問題在于，“天意”赦免的“原罪”不見得就能得到公眾社會的體諒，如果新富豪不能改善自身的形象，如果腐敗現象得不到根治，如果共同富裕的社會理想始終是理想，那么，從歷史延續而來、又在現實中受到刺激的仇富心態就無法緩和。從另一個方面看，富人雖然住超級豪宅、用天價手機，卻也不見得就心安理得。胡潤百富榜的頭牌、國美的老總黃光裕就“謙虛”地表示，中國有錢人太多了，胡潤把他排在榜首，只是因為他不了解中國國情。從以往的情形看，每當富豪們上了什么排行榜，馬上就心驚肉跳起來，急不可耐地進行駁斥，甚至有的富豪剛剛上了排行榜，接著就出了事。上海首富周正毅落馬，東北富豪仰融出走，走私大王賴昌星覆滅，某些家藏萬貫的貪官還來不及享受就鋃鐺入獄，河北富豪孫大午雖然最終得以走出囚牢，但非法吸收存款的罪名已經讓他的企業遭受重挫，至于那些涉黑的富豪如沈陽劉涌、福州陳凱，他們還沒來得及把自己洗白，就已經灰飛煙滅。近年來，涉及富豪的還有另一類非常事件，山西富豪李海倉被人槍殺在辦公室，福建富豪劉啟閩被人連捅四刀，浙江富豪周祖豹在探親時被刺身亡，蘭州富豪劉恩謙被人在家中槍殺，四川億萬富豪葛君明在辦公室被農民張明春炸死。被殺、自殺、失蹤、出走、被訴、被捕、被判，構成了富豪現象的背陰面。正因為有這些事情的發生，那些即便以正當手段致富的人也不敢公開露富，對胡潤之流搞出的“屠龍榜”更是噤若寒蟬。
普通人仇富，富人不敢露富，構成了中國社會獨有的財富景觀。而隱藏在這個奇特現象背后的，則是轉型之中又沒有找到穩定形態的財富觀念。雖然憲法已經確立了私有財產的法律地位，但非常規積累起來的巨額財富到底處于何種道德位置，還沒有形成共識。為富不仁的現象有嗎？有。剝奪弱勢群體的現象有嗎？有。侵吞國有資產的現象有嗎？很多。至于富人們回饋社會乏力的問題，更是廣為輿論所詬病。在這一切之上，是決策者沒有建立清晰的財富調整體系，為什么遺產稅遲遲不見蹤影？為什么個人所得稅導致富人更富、窮人更窮的逆向調節？為什么國有企業改制成了富人的盛宴？為什么對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不予重視？
財富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最敏感的部位。觸摸它，思考它，進而尋求解決之道，既是歷史責任，又是現實呼喚。
蔡方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