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今年秋季新學年開始，全國中小學義務教育全面推行“一費制”。顧名思義，那就是把義務教育期間的年度所有費用歸總，實行一個額度控制，以防止學校再向社會收取各種名目的雜費。這個制度設計的本意是好的，從廣州等地的實踐看，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教育亂收費的勢頭，從而降低每個家庭的教育支出，但是，如果寄希
望于這個制度能夠一攬子解決愈演愈烈的教育亂收費問題，如果以為一個遏制性的制度能夠理順教育的供求失衡，未免過于樂觀。
“一費制”并不是新生事物，早在為三農問題求解的時候，它就出現在農村領域，也一度為減輕農民負擔立下了汗馬功勞。不過，早就有人指出，“一費制”這樣的制度很容易走入“黃宗羲怪圈”，事實上，不少農村地區的稅費改革正是陷入了不斷反彈的僵局：越改農民負擔越重，最后只好推倒重來。原因在于，亂收費的根子被“一費制”所遮蔽，得不到解決，于是雜費又從“一費”之外不斷蔓生出來，其結果當然就不難想象了。
教育領域的“一費制”又怎么樣呢？雖然教育主管部門實行了眾費歸一，但是，問題最嚴重的擇校費卻并未歸于其中。某些已經先期實行了“一費制”的地區，又出現了其它收費的名目，如捐資助學費、代辦保險費，不少學校還把“一費制”之外的收費項目統統計入“一費制”之中，導致了“一費制”的膨化現象。可以預料，如果沒有強大的監督、問責、懲罰措施進行配套，“一費制”很有可能在不遠的將來引起反彈，也就是走入“黃宗羲怪圈”。
教育領域之所以出現眾多弊端，根本問題在于教育資源的歷史性失衡和教育投入的總量不足。因為有失衡，因為優質教育資源稀缺，才導致了擇校費、降分費的泛濫；而教育投入雖然連年增長，卻跟不上教育需求的飛速躍進，于是，這項“神圣的公益性事業”的相當一部分費用就被轉嫁給了社會和市場，由此造成了家庭教育負擔的沉重。面對這樣的兩個問題，“一費制”是完全束手無策的，所以，它只能在短期內起到有限的作用，而不可能打通教育領域的經脈。而一旦撇開“一費制”這個“利器”，我們就遺憾地發現，國家有關部門還沒有拿出什么像樣的措施，對教育的根本性問題進行梳理、緩解、調整和根治，正因如此，我們無法為“一費制”的倉促出臺感到樂觀。
（蔡方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