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省民辦翔宇教育集團總校長盧志文，是一位曾在某公辦中學擔任過副校長的民辦學校校長，他對公辦體制下的教育浪費現象深有感觸。他說，從公辦到民辦的轉變，從本質上講就是從“花別人的錢為別人辦事”到“花自己的錢為自己辦事”的轉變。以下是他的自述：
一個小筆記本的價格差異
我是1983年參加工作的，1994年擔任一所省重點中學的副校長，1999年離開公辦學校到民辦學校任校長。我親歷了兩種體制下花錢辦事的具體過程，深感公辦學校浪費之驚人。
大到建筑工程發包，小至辦公用品采購，不同體制下的花錢方式迥然不同。在公辦體制下學校浪費嚴重，資金利用效率極低，機構臃腫，人浮于事，這些“國企病”在學校同樣流行；而在民辦學校，一分錢要掰成兩半花，資金利用效率很高。
著名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弗里德曼提出了花錢辦事的四種模式：一、花自己的錢給自己辦事，既講節約又講效果，如上街買菜經常要討價還價；二、花自己的錢給別人辦事，只講節約不講效果，如到醫院看病人購買禮物；三、花別人的錢給自己辦事，只講效果不講節約，如公費醫療；四、花別人的錢給別人辦事，不講節約也不講效果，如國有企業采購原材料。
對這套理論我很贊同，至今我都記得“買筆記本”的真實故事。我原來在公辦學校當副校長時，學校準備給每個老師發一個筆記本。教務處提出申請，校長審批后，由總務處采購，總務處長派人到商場文具柜臺購買了一種皮面筆記本，每本花了12.5元。湊巧的是，我剛到民辦學校不久學校也要給每個教師發一個筆記本，我們學校的采購人員便先到小商品批發市場上看貨比價，并順藤摸瓜找到了生產筆記本的廠家的電話號碼等信息，然后便與廠家直接洽談供貨，同類商品如“備課筆記”“會議錄”一并簽約，增加采購量壓低價格。結果與公辦學校購買的那個筆記本一模一樣，我們每本只花了2.3元。
一個小小的筆記本在公辦與民辦之間價格便相差如此之大，其他大件物品更是可想而知，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有一所公辦學校的外墻瓷磚和我們的一模一樣，它的購買價格是我們的兩倍；某公辦學校建造大門花了近60萬元，而我們的大門比它的還要豪華氣派，結果只花了18萬元。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不是說那個到商場購買筆記本的人貪了便宜，也不是說負責建造學校大門的校領導貪污了，而是體制不同了，人的行為便發生了變化。
形象工程成為沉重包袱
公辦學校的浪費，首當其沖便是教育中的形象工程。現在許多地方在教育上的投入可稱得上是大手筆，動輒上億元建一所中學，即使在蘇北經濟欠發達地區也不罕見。這些“大項目”往往并未經過嚴格論證就倉促上馬了，它成了領導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這種勞民傷財的政績工程建起來后，給學校帶來了沉重的債務包袱，多年翻不過身來，我們周邊幾個縣的第一中學幾乎個個負債，有的高達幾個億。
公辦學校浪費更深層次的是體制上的原因。很多公辦名校都是政府通過長期高強度財政投入和政策傾斜精心培育的產物。由于這些學校的巨額收費普遍沒有納入政府財政預算和審計，缺乏必要的監管，造成了國有資產嚴重流失也就不足為奇了。現在有一個怪現象即依托公辦名校興辦的所謂“民校”，這類學校產權關系不明，公私界限不分，資金管理存在監督“真空”。這類假“民辦”不僅更容易導致學校的國有資產流失，還大肆提高收費標準增加當地老百姓的教育負擔。
中國教育最缺的不是錢而是觀念和體制
有人說，中國教育太窮了，資金嚴重缺乏。我認為，眼下中國教育最缺的不是錢，而是觀念和體制。觀念和體制的不同，直接導致資金使用率的高與低。
民辦學校的活力何在？關鍵就在于體制。我們這所民辦學校機構設置合理，人員定崗核編，學校運行成本很低。與我們同等規模的公辦學校，開中層干部會議中午吃飯三桌都坐不下，而我們這里只有十來個人。
而公辦學校卻如同“戴著鐐銬跳舞”，有些地方人事、課程、招生甚至連學生用的本子的采購等權力都被統在了教育行政部門，學校沒有足夠的辦學自主權，校長早已降格為教導主任。
我個人認為，眼下，一些公辦名校已經到了必須改革的時候了。這種改革簡單來說，就是從“花別人的錢為別人辦事”到“花自己的錢為自己辦事”。
教育的民營化和辦學體制的多元化已經成為一種國際趨勢。英國學者貝磊歸納了未來辦學的四種趨勢：部分公立學校所有權的轉移；增加私立學校的比例；增加政府對私立學校的經費投入和支持；增加對公立學校的私人投入。我想：打破壟斷，培育市場，引入競爭，多元辦學，應該是推進中國教育業成長發展的根本途徑。新華社記者吳永（據新華社南京1月9日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