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股市周一創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最大單日跌幅，美國三大股指一開盤就崩跌，觸發1987年“黑色星期一”崩盤后設立的熔斷機制。道指盤中一度跌至距離確認進入熊市區間僅約0.1個百分點的水平。若市場從其紀錄高點回落20%，就確認進入熊市。

《英國金融時報》撰文稱，美國股市暴跌并不真正關乎新冠疫情，后者只是觸發了我預計已久的回調。真正的問題在于美國經濟現在依賴資產泡沫生存。

以下是《英國金融時報》所刊全文：

如今觀察市場就像觀察悲傷的七個階段——震驚、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消沉、試探，最后是接受。我們顯然還沒有到達最后階段。這實際上并不真正關乎冠狀病毒；疫情只是觸發了我預計已久的回調。美國正處于有記錄以來最長的經濟復蘇周期，全球債務堆積、信貸質量下降，而數十年的低利率將資產價格推至不可持續的水平。

投資者、政客和央行官員不愿接受這一點，這不只是人類回避痛苦的自然趨勢的一個事例。更確切地說，這是一件更可怕更真切的事情。真相是，美國經濟現在依賴資產泡沫生存。

金融分析師盧克?格羅姆恩(Luke Gromen)在其每周時事通訊《一葉障目》(The Forest for the Trees)的最新一期對這一點進行了無情的量化。美國經濟有大約三分之二是消費者支出。但是人們的消費模式并不僅僅基于他們的收入。我們的個人消費也與我們對股票和債券等資產的財富預期掛鉤。

令人震驚的是，美國人的財富極度依賴這些資產價格的通脹。按照格羅姆恩的計算，資本凈收益加上來自個人退休賬戶的應稅分配，相當于美國個人消費支出同比增長的200%。

這未必意味著人們從自己的退休賬戶提款出來購買洗手液、瓶裝水和口罩。但格羅姆認為，這確實意味著“從數學上講，如果資產價格下跌，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就無法增長”。

難怪美聯儲(Federal Reserve)上周降息50個基點。此舉帶來了驚嚇市場的可預見風險——而情況確實如此。標普500指數(S&P 500)當日下跌近3%。但是不采取降息行動的根本風險被視為更大。

央行行長是聰明人。他們知道，他們無法通過貨幣刺激來解決疫情或者政治功能障礙。但在美國，他們發現自己處于一個格外棘手的境地：管理一個過去幾十年（尤其是自2008年以來）依賴低利率推升資產價格的經濟體。這進而讓消費者（以及選民）看不太清楚一個現實：最底層80%的人的平均實際周薪大致停留在1974年水平，而讓人們成為中產階級的東西——醫保、教育和住房——已經變得在價格上難以承受。

以此為背景來看，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總統將華爾街的命運與整個國家的命運相提并論的不老實嘗試，令人細思極恐。標普500指數的價值，與其說是衡量美國企業或消費者總體健康狀況的指標，還不如說是衡量少數科技公司的財富和2017年減稅價值的指標；后一項占2012年至今企業利潤總增長的三分之二。

但股價上漲代表著收入最高的5%人群繳納超出比例的所得稅；他們向政府貢獻60%的所得稅收入。鑒于資產價格上漲對稅收收入和GDP增長兩方面的重要性，很難想象美聯儲不會無限期降息的情形。經濟生存嚴重依賴于市場。

不一定非得如此，這種情況也不是一夜之間發展起來的。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逐漸打造了一個危險地依賴華爾街的經濟體。這是民主黨和共和黨都曾經推動的政策變化的結果。

其中包括1982年出臺的規則，允許在特定條件下進行股票回購，盡管這種操作此前被認為是市場操縱；還有為股票期權提供優惠稅收待遇的決定，讓已經很幸運的人能夠獲利于所在公司的估值上升。最根本的變化是從定額給付養老金轉向定額供款的401(k)退休儲蓄計劃，它以一種浮士德式的方式，將眾多美國人的未來與市場起伏捆綁在一起。

所有這一切得到一個“神話”的支持，即股價是一家公司（最終而言是一個經濟體）內部發生的事情的終極指標。

我認為實際情況已經有很久不是這樣了，上周通用電氣(GE)前首席執行官杰克?韋爾奇(Jack Welch)去世突顯了這一點。他曾經代表以股東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最終的衰落。2008年危機后變得明顯的是，當年韋爾奇執掌的GE的股價受到債務和杠桿的人為提振。

韋爾奇最終摒棄了股東“價值”至上的觀念，認為這是“世界上最愚蠢的想法”。我只能希望這次市場低迷會迫使更多人得出同樣的結論。一個如此不成比例地由金融工程資產泡沫驅動的經濟體，還能運行多久？接下來的幾周和幾個月可能會給我們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