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沸揚揚的茅臺酒“被奢侈”事件，居然引得上海人大代表提了個匪夷所思的建議：公款消費禁喝茅臺。

　　上海人大代表的建議，再一次將中國人喜歡的茅臺酒推上風口浪尖，有論者認為，“公款消費抬漲了茅臺酒的價格，茅臺酒的奢侈滋長了官場的腐敗。”因此公款消費禁喝茅臺也就順理成章了。筆者聞之，先是抱之一笑，笑過之后，卻又如鯁在喉。

　　人大代表的建議，原不值一駁。禁了茅臺，是否要禁五糧液、國窖1573、拉菲紅酒……長長的名單亟待開列。如果不能開列，我們似乎可以大膽猜測，該人大代表是某酒廠的托，以代表之身份，行地方保護主義之實。如果開列了這樣的名單，我們會發現這也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酒業是個開放的市場，禁了茅臺等傳統高檔酒，自會有其他新高檔酒填補商場空白，茅臺也完全可以大膽易名，五糧液也可以考慮改名“六糧液”。此說絕不是戲言，君不見藥品市場改個包裝，改個劑量，價格越調越漲。監管部門忙里忙外，老百姓依然叫苦不迭。并非完全市場化的藥品價格尚且愈治愈亂，又想以行政手段干預純消費品的白酒市場，這完全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單邊監管方式，不找公款消費體制上的根源下藥，胡亂一禁了之，這樣的無用功我們做的還少嗎？

　　茅臺此番成為“話題商品”，源于“被奢侈品”。胡潤排行榜的根據如何，姑且不論。但至少可以斷定，茅臺酒從未宣布“提升”自己到“奢侈品”行列。查百度百科可知，奢侈品(Luxury)在國際上又稱為非生活必需品。在經濟學上講，指的是價值/品質關系比值最高的產品。奢侈品的消費是一種高檔消費的行為，奢侈品這個詞本身并無貶義。國內品牌首次入選奢侈品迎來的不是贊賞，卻是冷嘲熱諷，讓人難以理解。茅臺走紅確實有公款消費推動之功，但我們如果將憤怒的對象放到茅臺之上，那就弄錯了對象。官員追捧某一商品，這不是該商品的錯，而是我們的監管體制的問題。弄錯了對象，徒以泄憤為樂，終究于事無補。何況，追捧國產民族精品茅臺背后，還有中國高端消費文化的追捧者，他們酷愛收藏中國酒，正在構建中國的酒文化，胡亂扣上腐敗的帽子，無益于中國消費文化的成熟，對于急需以消費拉動經濟的當前中國也絕無益處。中國已經是國外奢侈品消費大國，作為非生活必需品，我們完全有理由以自信和理性的態度樂見更多的國產品牌入選奢侈品。

　　君子“不患寡而患不均”，逆向思維，我們也應“不患價高而患不均”。價格的高低，終究應由市場決定，我們手中自有鈔票這張選票，認為茅臺價格不合理，不投給它便是，價格撐不住了自然會降下來。但若這選票沒有公正地分配給大家，那體制才是我們要努力改良的對象，也是癥結所在。非理性的民粹主義鼓噪，只會滋生救火式的單邊監管，無助于我們再度啟程，中國也不可能創造出世界頂級高端品牌。改革三十多年小有成就之后，再次厘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厘清效率和公正的責權，是一個大問題。（李顯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