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事發后,閆、陳二人的姓名扔掛在病房門口 “廉潔”典型 月退紅包多次近萬元 已經深陷囹圄的骨科主任閆傳柱,其女兒的遭遇,則令人惋惜。 與閆傳柱相識多年的老朋友老張告訴記者,在閆傳柱被立案調查以后,“閆的妻子也進去了,一直沒出來。由于受到的打擊太大,他們正在讀大學的女兒已經精神崩潰。” 相比造成的惡果和應該受到的指責,記者在采訪中聽到更多的卻 在與閆傳柱、陳永志等人交往了多年的張先生看來,“他們出事兒很令人惋惜,平時在醫院同事和患者口中,兩人的口碑都很不錯。”張先生透露,閆、陳二人還曾經作為醫院廉潔自律的典型人物。 根據菏澤當地媒體在2010年刊發的一篇名為《市立醫院醫生退紅包235個》的報道中稱,“市立醫院……院黨委在今年初下發的《職業道德獎懲條例》紅頭文件中明確規定:一貫廉潔行醫,退‘紅包’、‘回扣’…… ” 最近的一篇報道則來自當地一家報紙在2011年3月19日的報道,這篇署名通訊員的文章《市立醫院“三規”治紅包病人齊叫好》稱,“據近三年不完全統計,該院就有1000多人次退紅包共計50余萬元。” 隨后,齊魯網記者在菏澤市立醫院官方網站上,查閱了該院公示的自2011年5月至7月的“醫生退紅包”情況統計。 根據公示,“2011年5月,骨外二科陳永志共退紅包4300元,骨外三科李連亭退紅包9500元”,當月骨科共退掉紅包21700元;“2011年6月,骨外一科閆傳柱退紅包2000元,骨外二科陳永志退紅包4700元,骨外三科李連亭退紅包4000元”,當月骨科共退掉紅包14600元;而案發的2011年7月,“骨外二科陳永志退紅包9800元,骨外三科李連亭退紅包4200元。” 在當地媒體的報道中,菏澤市立醫院“由于獎懲嚴明,該院人人以退紅包為榮、收紅包為恥。骨外科病人耿某,術前,其家人給骨外科主任醫師李連亭送去紅包,遭拒后,家人又為其手機充了500元話費。為使耿某安心手術,李連亭在為患者成功地做了手術后,將自己的500元現金送到了耿某手里,病人感嘆不已。” “都是平時醫院退紅包數額較大的,是典型人物,幾乎從來不收病人家屬的紅包,對科室的員工也好。但沒想到現在卻出了這么個事兒,現在看起來,有點像笑話。”在接受齊魯網記者采訪時,老張與記者探討,“這事兒,究竟該怪誰呢?” 關節黑幕 曝光潛規則要被“做掉” “這事兒,究竟怪誰?”已經不僅僅是老張一個人的困惑了。 24日上午,銷售代表王鵬(化名)顯然不太愿意向記者回憶自己的從業經歷,“這里面的水太深了。” 價格是個不能被忽視的話題。王鵬告訴齊魯網,“國產關節的價格,便宜點的拿貨價格在千元左右,賣給患者的價格則到了四五千元;進口關節的銷售價格則會高達五六萬元。”高達三四倍的差價,在這條巨大的利益鏈中是如何被瓜分掉的,王鵬有所顧忌。 王鵬的“顧忌”源自自己的一個同行,曾經高調曝光行業黑幕的銷售代表趙國雄。 2006年,趙國雄曾實名接受了南方某報的采訪,高調揭示了行業“潛規則”——“給每個主刀醫生的回扣都在20%~30%之間,一般進口人工關節的回扣在5000元到9000元之間,而國產的只有2000元到4500元之間。” “在患者看來,人工關節手術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手術,但事實并非如此。”趙國雄說,“主刀醫生一天只要花費2小時,進行四臺手術,按照每個平均回扣5000元算,就能有2萬元的回扣進賬。” 王鵬的擔心來自于,“聽說在向媒體曝光后不久,有人就要出錢把他(趙國雄)‘做掉’。” 人工關節的使用效果遠不及價格所表現的那樣懸殊,王鵬說,“只要質量過關,不管是國產的還是進口的,理論使用年限都可以在15年以上。而且這是在90年代開始才興起的手術,到現在也才十幾年,還沒有特別清楚的數據。” 印證王鵬說法的除了趙國雄,還有菏澤市立醫院的骨科大夫沙啟樂。21日下午,齊魯網記者以患者的名義來到骨外科門診,咨詢了坐診大夫沙啟樂,“這個東西的壽命在15年左右,會有所差別,但差別不會太大。道理就和開車一樣的。” 價格懸殊極大功能卻又相當,看似矛盾的人工關節在巨大的利益誘惑面前,自然會讓部分醫生有所“偏愛”。 按照菏澤市立醫院醫務科馬科長的說法,“比如你去酒店吃飯,是不是有服務員讓你喝這個酒讓你喝那個酒,為什么啊?我們醫生不會讓你用這個用那個,病人有自主選擇的權利。”記者提出“醫生向病人做出的推薦也很關鍵”,馬科長稱,“對,他會推薦啊,他為什么推薦呢,這個道理很明白……作為醫務工作者,能治病救人得到病人的認可,我覺得就很……” “這不是菏澤市立醫院特有的情況,全國各地都有吧!”馬科長意識到,不止一次的以各種形式在各地出現的“醫藥黑幕”、“回扣清單”已經已成為了行業的“顯規則”。 按照衛生部和山東省衛生廳的相關規定,即便是單位和科室,也不能接受醫療企業提供的任何形式的資金贊助、物品和有價證券贈送,甚至接受這些機構的吃飯宴請同樣不符合規定。 “顯規則”屢禁不止,在公眾和網民看來,極其誘人的利益面前,認知缺失、查處難度大、制度缺憾是重要原因。 記者在調查中發現,不少醫院的醫生甚至負責人在個人情感上,并不認為一些行為構成了商業賄賂或屬于醫療回扣范疇。他們中的不少人認為,當今社會,人情往來在所難免。只要個人不拿回扣,吃個飯,或者以醫院或科室名義收取醫療企業用于醫療或學術的贊助或者變相的實物支持也無可厚非。 與此同時,隨著醫療體制改革和反腐工作的走向深入,藥品回扣行為也日益走向隱蔽。一家三甲醫院的醫生說,為規避可能帶來的風險,如今,藥品回扣已從過去的現金變為現在的禮卡、實物,由挎著包到醫院發放現金到請到院外吃飯喝茶,由給個人變相為給科室集體分配等等,形式不一而足,有的甚至打著有利于工作的旗號,使得查處時的定性越來越難。 不僅如此,一旦回扣事件曝光,無論是醫生個人、醫院高層,還是醫藥公司,出于各自的利益訴求,都會不約而同地達成攻守同盟,給查處更帶來了難度。 目前,此案已近尾聲,在菏澤當地論壇,網友“HZDOCTOR”在表達了對幾名醫生是“好醫生”的認可和惋惜后亦承認,“還是做個清清白白的人,踏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