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歲的黨有雄將是趙金梅收留的最后一個寄養孩子。過了這個春節，趙金梅已經63歲了，體力不濟讓她做出了這個決定。

　　像趙金梅一樣，山西大同市散岔村的多數乳娘都曾是七八個孩子的寄養母親，但隨著年齡的增大，按照中國政府的規定，她們將不能繼續擔任福利院兒童的寄養者。

　　半個多世紀以來，大同的“乳娘村”經歷了明顯的“瘦身”過程。據大同市社會福利院統計，全市乳娘村數量已經從新中國成立初期的38個銳減至上世紀90年代初的5個，而時至今日，龐大的“乳娘村”隊伍只剩下了散岔村這孤零零一個。

　　“這其中，經濟發展是最主要的原因。”大同市社會福利院院長靳保利說。

　　散岔村不大，只有150戶人家。散岔村也不富裕，在村里走一圈，除了貼著瓷磚的校舍格外顯眼外，絕大多數人家住的還是晉北的土窯，走的是一下雨就沾泥的土路。

　　但散岔村并不普通。村口那座寫有“中國乳娘村”字樣的照壁，似乎是在告訴來到這里的人們，這是個在歷史上有故事的村莊。

　　上世紀50年代，一些被父母遺棄的患有腦癱等疾病的兒童，被福利院收養后，部分寄養在此。

　　幾十年前，當人們還處在溫飽生活的邊緣時，一點小米就為福利院的兒童換來了乳娘們甘甜的乳汁。乳娘換了一茬又一茬，她們當中有老有小，有一家三代，也有姐妹、妯娌和母女。

　　雖然沒有血緣關系，卻擁有水乳交融的親情，這樣的故事在散岔村不勝枚舉。為了完成老伴的遺愿，63歲的劉生梅讓自己的親生兒女湊錢，為寄養弟弟娶回了媳婦，如今，老人已經“抱孫子了”。

　　31歲的吳雪麗先后是7個寄養孩子的乳娘。嫁到村里來之后，受婆婆影響，她的家就成了福利院孩子的寄養之所。自己的親生孩子在外地就讀，使她能夠騰出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照顧這些寄養兒童。

　　但村里像吳雪麗這樣有寄養想法的年輕女性并不多。與寄養孩子在家所需要付出的照顧相比，他們寧愿舍棄每月近千元的政府寄養補助，選擇外出打工。

　　“乳娘村曾經是一種很好的寄養方式，孩子能夠從中感受到家的溫暖，有歸屬的收獲。”靳保利說，但近年來，寄養家庭出現了由近到遠、由不固定到固定的變化，這種寄養模式的弊端也逐漸浮出水面。

　　“比如，農村環境較差，孩子雖能接受養育，所受教育卻與城市有巨大差別。此外，農村環境對于孩子疾病的康復也帶來不便。”他說，目前來看，收養是最好的方式。

　　2000年以來，社會福利院已經有400多個孩子被國外的父母收養。

　　但在現實當中，據福利院統計，被收養的兒童只是很小一部分，大部分還都在繼續寄養。

　　福利院的工作人員說，隨著城鎮化的推進，乳娘村人們觀念的改變，這最后一方水土恐怕也“在劫難逃”，但這種家庭寄養的模式還可以繼續借鑒和改進。

　　“我們計劃把寄養家庭從農村逐漸挪到城市。但邁出這一步，現在來看仍有很多困難。”社會福利院副院長毛瑞波說。

　　“我們正在選購房子，跟社區溝通，引導符合條件的下崗女性、待業女性來參與。如果城市家庭申請寄養的數量越來越多，我們會慢慢取消在乳娘村的寄養。”毛瑞波說。

　　而眼下，福利院在加強對乳娘村寄養進行監督管理的同時，計劃采取乳娘村家庭寄養和福利院集中寄養相結合的模式，代替以前單一的乳娘村家庭寄養模式。（記者 劉翔霄 王學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