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李啟紅被中紀委“雙規”后，她的丈夫、一個弟弟、弟媳和妹妹，一起被帶走協查。坊間議論認為，他們脫不了干系。

    媒體認為李啟紅接受中紀委調查事發突然。5月23日，李還赴上海出席了世博中山館開幕儀式。5月28日，她還檢查了校園安全工作，并出席了陽江市在中山召開的投資環境推介會。

    對于廣東省委組織部幾天后即公示中山新任市長，有關人士對記者說，這表明“雙規”李啟紅是廣東省委的統一部署，早已安排好替代人選。一個來自中山市委內部的說法是，現任市委書記陳根楷已到60歲退休年齡，廣東省委擬從外地調任一人擔任市委書記，但遭到李啟紅等的極力阻擾。李啟紅希望自己能夠獲得提拔，擔任市委書記，而省委領導考慮她是中山本地人，不適宜再擔任主要領導。

    “中山五建”公司位于中山市石岐區富康路19號興中區花園，如今公司一片蕭索，公司稱負責人“出差了”。據中山市一知情人說，李啟紅家族人人都感到前所未有的危機，中山五建的一些在建項目，隨著負責人被抓難以為繼，以前缺施工許可證，邊施工邊補證，建設管理部門都睜只眼閉只眼，現在無證施工會立即勒令停工。原來掛靠“中山五建”的建筑隊，也開始更弦改轍。

    可以預見的是，隨時間的推移，李啟紅下臺對家族的影響會更大。

    2008年11月，央視《半邊天》欄目制作了一個對中山市長李啟紅的專訪——《女人的力量》，專訪視頻隨李啟紅案發而被傳播得更廣。從視頻上看，李啟紅明顯暴露了語言能力不足的缺陷，或者答非所問，或者不知所謂。

    一個典型的對話是，主持人張越問：“他們怎么會讓個小孩當居委會主任呢？”李啟紅答：“那個時候呢，那個時候不同，因為我小學畢業，因為當時這個年代，加上我家庭比較困難。我就沒有讀書了，就出來參加工作。”

    在談到她曾擔任婦聯主席一職的感受時，李啟紅說：“婦聯這個工作，因為它的空間比較大，因為主要你就是能夠圍繞你的服務對象，一個婦女一個兒童，然后圍繞黨的中心工作，可以自主的，可以開拓性地開展工作。”

    在這段訪談中，主持人提到了李啟紅的家庭，李對此說，她感到非常幸福，先生很支持她的工作，甚至經常在她很晚下班時親自為她做飯。

    如今，這種簡單平凡的幸福，已離他們遠去。

    任職回避“被回避”

    熟悉中山政壇的不少人都對《民主與法制時報》記者表示，中山是個很奇怪的城市，歷任的市委書記、市長，基本都是中山本地人。而按照領導干部任職回避制度的有關規定，這應該早已不成問題。

    中山市是廣東省一個地級市，的確是個特殊的城市，它是全國唯一以偉人名字命名的城市，下設24個鎮，是全國僅有的4個不設縣區的地級市之一。中山全市總面積1800平方公里，戶籍人口141萬。

    中山的面積、人口，跟很多縣級市或區規模相當。比如與其北面相鄰的廣州市番禺區，面積1314平方公里，人口 110萬。在廣東省，有很多縣甚至面積、人口都超過中山市。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律文化研究院院長范忠信表示，李啟紅的跌倒，李氏家族的“不幸”，跟任職回避制度在中山沒有落到實處有關。

    2006年8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黨政領導干部任職回避暫行規定》等三個法規文件，作出了關于領導任職的 “地域回避”規定：“領導干部不得在本人成長地擔任縣(市)黨委、政府以及紀檢機關、組織部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門正職領導成員，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長地擔任市(地、盟)黨委、政府以及紀檢機關、組織部門、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部門正職領導成員。”也就是說，縣市級主要領導必須回避原籍或成長地；地級市黨政主要領導“一般不得”在原籍或成長地任職。具有戲劇性的是，中辦上述“任職回避”的規定發布之后4個月，李啟紅開始了她的“本土市長”生涯。也許李啟紅被視為這個“一般”之外的“特殊”，就一直留在了中山。

    如果李啟紅不在原籍地擔任領導職務，她也不至于深陷親屬組成的“政商共生”網而不可自拔；她的很多近親屬，也不至于頃刻間被紀委帶走調查。

    范忠信說，在我國現行的干部任職制度設計中，已經大致有了“避籍”、“避親”、“避差”三種回避制度的雛形或萌芽，但都不完善。縣市級、地市級主要領導干部任職回避成長地，這是“避籍”；法官、檢察官任職必須回避近親屬，這是 “避親”；司法公務員在處理案件時必須回避有親屬或仇嫌涉及的案件，這是“避差”。這些規定，目前僅僅是初步涉及而已，非常不完整。古代中國特別是明清時代在這三方面的規定都非常細致完備，可惜今天我們都沒有認真借鑒。

    按照《公務員法》第六十九條規定：“公務員擔任鄉級機關、縣級機關及其有關部門主要領導職務的，應當實行地域回避，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這里的“地域”就是原籍地或成長地。“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則主要是指民族自治地方公務員任職回避的特殊情形。

    “地域回避”目前主要針對縣和縣級市，對地級市似乎并沒有一刀切。也有學者認為，地級市不適宜實行地域回避，因為地級市相對地域比較遼闊，領導干部不是直接“親民”之官，同親屬發生“政商共生”的情形較少，執行公務中遇到直接涉及親屬利益的公務幾率也較低。范忠信說，這種看法是有問題的，是忽視了回避制度的要害。回避制度的要害是防止權力用于自身或親屬利益，就是防止以權謀私。只要有以權謀私的潛在機會，法律就應當加以防范。為了這一目標，將地域回避擴大到地市級甚至省級范圍都是應當的，因為明清時代的“避籍”就是以省為單位。

    范忠信建議，有關公務員任職回避的黨紀政紀和法律規定，應本著上述宗旨進一步完善。這種完善，不僅僅是為了國家利益，為了無愧于人民托付的權力，也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干部，讓他們能善始善終。(來源：民主與法制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