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注意到，絕大部分開發商在給江潤黎行賄時，都不是一把一利索，而是長期感情投資，有事沒事都找機會送錢。而行賄超過5次的，占了一半。

    一位開發商在2002年至2006年間，先后8次共送給江潤黎2萬元人民幣、2000美元及6000元購物券。他坦言，行賄主要目的是為了其公司開發的項目順利得到審批，以及與江潤黎搞好關系，為以后開發房地產項目鋪平道路。

    在江潤黎受賄案

    江潤黎也覺得，“自己沒主動伸手向他們要，我給你幫了忙，你也受了益，只要人可靠、熟悉，又是自愿，一兩萬元也就收了。”她在法庭上辯稱，這是其利用專業知識和技能為他人提供咨詢服務而收取的費用。

    然而一位行賄者道出了實情，“工程建設項目的規劃許可證等手續要報規劃部門審批，局長可以‘打招呼’幫他說好話，也可以說壞話，影響他辦理規劃手續。”

    受賄后的江潤黎也確實為開發商提供了“細致入微”的服務：確保審批項目順利過關，為開發商協調各種關系，權力所及，無所不包。

    違規放行：

    形成“利益共同體” 該罰70萬元的，受賄后只罰10萬

    房地產開發商為何如此仰賴一個負責規劃的官員？行賄者正是看中江潤黎手中的權力可以帶來效益，才給其行賄的，而江潤黎也是看中自己的權力可以變現，才樂于冒著風險收受賄賂。

    一位開發商在開發一處住宅樓時，因違反規劃多蓋一層被撫順市規劃局處罰。開發商找到江潤黎說情后，江潤黎同意只處以經濟處罰，保留加蓋的樓層。為了表示感謝，開發商先后兩次共送給江潤黎人民幣6萬元。

    2005年9月，一位開發商開發的樓盤因超前施工被規劃局處以罰款70萬元，其找到江潤黎后，江潤黎同意罰款10萬元。開發商為此送給江潤黎賄賂款2萬美元。

    開發商的行賄哲學是：以小搏大取利。只要行賄成本不高于受處罰成本，他們就樂于嘗試。江潤黎也認為，既然給開發商省了錢，她得點也是應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