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6月30日下午2時許，沈陽市公安局就《民主與法制時報》連續報道的“沈陽嫖娼疑案”首次召開復議調查會。
這次調查會的申請人為鑫鑫足療店女服務員——正在接受收容教育的李麗，被申請人為沈陽市公安局和平分局。
沈陽市公安局法制處處長傅聰主持召開調查會。
遼寧省、沈陽市
、沈河區三級人大代表馮有為，沈陽市人大代表劉善剛和法學教授吳鈞、法學博士馬越常參加了調查會。但有兩位親筆簽名呼吁重審“沈陽嫖娼疑案”的人大代表，卻被拒之門外。
調查會上，雙方爭議的焦點是，事實是否清楚？證據是否確鑿？程序是否合法？
申請人、被申請人辯爭激烈
被申請人認為，“我局查處賣淫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鑿，程序合法”。其認為事實清楚的證據有：100元人民幣、宮雙林的當場查問筆錄、宮雙林的親筆供詞、劉立和李麗在2005年12月23日的詢問筆錄和親筆供述、現場勘驗筆錄；在程序上，有受案登記表、公安行政處罰審批表、收容教育審批表、決定書，包括兩個收容教育和行政處罰的告知筆錄、送達文書、執行通知書、沒收清單、罰沒審批表、介紹信。“這些證據，基本都是證明我們認定的賣淫嫖娼的事實。”
申請人的代理律師殷曉鈞則認為：公安機關除了這些當事人供述筆錄、100元人民幣，沒有任何物證，也沒有現場勘驗筆錄，而當事人后來又都全部翻供了，根本不能證明賣淫嫖娼事實存在。從公安機關所有證據包括三個版本的“情況說明”可以看出，并未現場抓獲性交易行為。
對于殷曉鈞提出的當事人的詢問筆錄前后矛盾問題，被申請人認為，細節不一致正好證明沒有刑訊逼供。
對于殷曉鈞提出的當事人詢問筆錄上有后來添加的痕跡問題，被申請人認為：“我們公安機關現場辦案非常緊張，在當時情況下，我們能要求他們像律師、法官一樣按邏輯順序把所有的東西一一陳列出來嗎？”
為李麗提供法律幫助的遼寧著名律師姜彩熠對此提出反駁：“對于一個案件來說，必須事實清楚、證據確鑿，不能說時間緊有些問題就可以忽略了。”
姜彩熠認為，派出所的詢問筆錄與后來有關部門做的筆錄是矛盾的，根據疑罪從無的原則，有疑點的、相互矛盾的證據不能采信。
殷曉鈞向公安局提交了一份律師函，稱：“希望以后誰再見李麗，我們作為她的律師應該在場。”殷曉鈞遞交的這份律師函指出：“最近有人向李麗施加壓力，讓其改變現有口供，撤回申訴，否則繼續關押……這讓李麗感到恐懼，心理壓力非常大。”
法學專家、人大代表各有說辭
沈陽市公安局監督員劉善剛的發言比較直截了當：“我在市局里講，得承認我們公安機關有毛病，派出所所長是先枉法后貪贓，這一點誰也不能否認。我們應該考慮這個案子是不是錯案……應該引起公安機關反思，主要是那個派出所所長，認定有毛病，放人也有毛病。”
法學博士馬越常指出：對于當事人的供述，主要情節不一致，肯定不真實；交付的100元鈔票能成為證據的話，前提必須是在性交行為發生以后。當事人在派出所的供述和后來的翻供筆錄，到底以哪個為準？我認為，如果以派出所為準，那么這些證據就有嚴重的矛盾和疑點，因此，本案絕不能用以前的證據定案。公安機關在辦案中，也看不到有嫖娼賣淫情況。證據的法定概念是，凡是對案件事實了解的人都是法定意義上的證人。兩個人如果是共同違法犯罪，即使兩個人供詞一致，也不能定案，因為沒有查出其他證據。再有，足療店老板及其前妻的證言筆錄，他們并沒有說當天李麗、劉立賣淫嫖娼。”
吳鈞教授認為，一個是事實不清，另一個是證據能不能證明事實。鑫鑫足療店是一個營業場所，不能因為劉立付了100元錢就認定他嫖娼。
沈陽市公安局監督員馮有為則認為不能就事論事，“我們要從講政治的高度看待這件案件。為什么這個事那么多人大代表關注，其他事沒人關注？我感到律師意見中有很多合理的成分，對我們以后辦案有很多啟示……翻供背景不能簡單地認為是害怕”。
7月5日，記者從有關方面獲悉，提出重審“沈陽嫖娼疑案”建議的全國、省、市、區四級人大代表，一共有96人。遼寧省人大常委會對這些人大代表的《關于依法公正審理“賣淫嫖娼案”的建議》十分重視，已正式受理了這個建議。
新聞回顧：在沈陽警方的一次晚間行動中，在一家足療店的里間抓了一名當地副廳級干部和一位女服務生，兩人當時衣著整齊，兩個事后被認定為“賣淫嫖娼”。但此事，出現了五個截然不同的版本，當事人各有各的說法。在被迫向當地派出所所長交納三萬元費用后，這名副廳級干部公開稱“是被冤枉”的。
《民主與法制時報》的報道引起了近百名全國、省、市、區四級人大代表的關注。2006年5月30日，近百人大代表聯名向全國人大、遼寧省人大、遼寧省檢察院提交了《關于依法公正審理“賣淫嫖娼案”的建議》。
與此同時，遼寧省委主要負責人十分重視此事。在本報報道后不久，批示有關部門調查此案。 (來源：民主與法制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