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學進
姚新生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庫爾勒市蘭干鄉新村的農民，原是村里有名的富裕戶，家產高達百萬元，可自從在自家院子建起耗資126萬元的1500平方米的3層“天安門”樓，招來眾多的參觀者，并在一位市領導的授意下建造計劃投資500萬元的“保鮮庫”后，境況便急轉直下。市里允諾給的錢沒到，一場“倒春寒”把
老姚的梨樹都凍死了，天災加上人禍，如今的他是債臺高筑，妻兒離散，境況凄涼。（《中國青年報》4月12日）
記者把姚新生悲劇的原因歸結為三點，一是建“天安門”，二是建“保鮮庫”，三是遭遇“倒春寒”，其實這三者構成了一條因果鏈：要不是宏大氣魄的“天安門”吸引了眾多的參觀者，那位市領導也未必會造訪他家，當然也就不會提出要他為鄉里建“保鮮庫”的要求。要不是建“保鮮庫”導致他資金散盡，求告無門，也就不至于孤注一擲將寶押在那200畝梨樹上。結果老天作對，致使他血本無歸，徹底失敗。
這樣的悲劇歸因仍然是表層的，更深一層的原因要到其人格結構上去找。報道稱，他建“天安門”的動機來自1995年一次登天安門城樓：“我要把自家的房子，蓋得像天安門城樓一樣壯觀氣派！”
一個剛剛富起來的農民有這種自大心理暗藏危險。凡是對國情有所知的人都清楚，在中國這樣一個延續了兩千多年的封建皇權專制主義的國度里，大凡百姓都有根深蒂固的皇權情結。無所不在的皇權文化，早就把“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權力幻覺，植入了國人的潛意識中，總想著一朝權力在手或者發家致富了就過一把“皇帝癮”，哪怕是權當做一回“土皇帝”也行。誰能否認姚新生當初決定建“天安門”，不是受了此種皇權意識的毒害呢？
姚新生對權力的崇拜，還直接導致了其對權力的迷信。當那位市領導提出要他建“保鮮庫”時，他明知自己無這個實力，但還是屈從了長官意志，霸王硬上弓，四處借貸開始建“保鮮庫”，并且堅信政府會給他資金支持，領導不會騙人。
對權力的崇拜也好，對權力的迷信也罷，其實只是一個鎳幣的兩面，九九歸一，均肇始于臣民性格。像姚新生那樣的農民服從慣了，他們長期受中國小農經濟、宗法制度、儒家文化的影響熏陶，對權力和掌權者有一種天生的景仰恐懼之心，要么自覺不自覺地臣服于權力，要么將對權力的追求作為人生目標。還有什么比當官更有價值、更有權力、更受人崇拜的生存方式呢？一旦能夠掌握權力駕馭別人，就有一種舍我其誰、惟我獨尊、藐視一切的救世主之心，我們看到的一些農村帶頭人，往往因此而走向專制、一敗涂地。
姚新生悲劇的標本意義正在此。
由此，也可以反思新農村的建設之路。建設新農村的出路就在于造就一大批新型農民，即祛除了臣民意識、皇權情結具有獨立品格的現代公民，他們不僅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還能自覺抵制有損他們權益的權力意志。當然，為官者也應從此事中吸取教訓，全面理解建設新農村“多予少取放活”的要旨：不僅在經濟利益上要對農民“多予少取”，更重要的是在權利問題上對農民“多予少取”，要尊重、保護農民的合法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