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名校大學畢業生“淪落”事件不時出現在媒體聚焦中，南大博士乞討和清華畢業生戚柯患抑郁癥當起搬運工等諸如此類的“新聞”，為老百姓提供了街談巷議的素材。
一說到教育問題，像我這樣“身臨其境”零距離觀察研究教育經濟與人力資源開發問題的教育工作者，既在內心感到羞愧難當，又往往在行為上
無可奈何。
在我看來，這些不時見諸報端的大學驕子“淪落”事件所折射出來的教育危機和社會問題是非常令人擔憂的。
這里所說的“教育危機”，首先是“教育背離了其之所以為教育”。教育根本目的本來是為了促進人的全面健康發展，使人從“獨生”的自然人成長為在群體中“共生”的社會人，而現實中我們層層應試教育的結果，卻使得很多孩子健康生存的技能越來越差，人品性格越來越孤僻怪異、越來越自我中心主義、越來越與社會格格不入。
我們可以觀察到的一個現實情況是：往往性格古怪、人格孤傲、“憂郁”度高者，其受教育程度一般也很高，對應試教育環境的“適應”能力也很強，這些人在學生時代一般像戚柯們那樣，是在家長、老師眼中“聽話”、乖巧、“學習成績”(確切地說是考試成績)好的孩子，他們中相當多的人都有很類似的“學歷”模式：在家長老師的監督控制下，“很聽話”、“很優秀”地從小學考到重點中學、從中學進入名牌大學，上完本科上碩士、讀完碩士拿博士，上了二三十年的學，結果一離開學校走向社會突然間不知道“自己是誰了”，感到失去了人生“坐標”、無所適從，與這個陌生的社會格格不入，其中大多數能夠經過一段痛苦的反思徘徊最后調整過來，而像戚柯們這樣的“極端情況”就很難調整過來。
我們之所以面臨堪憂的危機狀況，其中定有諾斯所說的某種“路徑依賴”機制使我們不自覺地進入到目前這種教育功能異化的陷阱。一方面，在道理上，對于應試教育的危害性、素質教育的好處，幾乎所有的家長、老師和政府官員都是認同的，另一方面，在實際中每個人又往往感到很“無奈”、“沒有辦法”，因此在行為上就表現出一種明顯的悖論：說他們不負責任了吧，他們為孩子上重點中學、名牌大學奔波操勞，不就是“負責”地為了孩子將來能有個很好的發展機會和平臺嗎？說他們負責任吧，他們這種極具外在功利性導向而忘卻內在功能性目標的教育行為，著實無異于在“坑害”孩子。
有多少像戚柯那樣“可憐”的父母奔走呼號“救救孩子”，豈不知他們正是坑害孩子直接的“罪魁”，人說可憐天下父母心，我在很多場合曾經說：有些中國父母的心不僅“可憐”，甚至是“可悲”：他們說是為了孩子，其實從來就沒有把孩子當人，只是當做實現他們自己意愿的一種工具或手段，為了功利性外在目標而不惜拿孩子的人生、幸福做賭注。
現在面臨的緊迫問題是：對于教育的一些問題，一切就事論事的努力都無濟于事，我們應該靜下來想想我們的教育究竟是在哪些環節上出了問題？
□李寶元(北京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