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1：45，孔揚（化名）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電話”。025-83759336，這是江蘇省疾控中心“艾滋熱線”的號碼。電話通了，孔揚像觸電一樣把手機塞給了記者。無奈之下，記者只得替他詢問。
“您好，我想問一下艾滋病抗體檢測的結果。名字是××。”幾秒鐘后，傳來醫生的聲音：“陰性，沒問題。”“沒
問題！你安全了！”記者扭過頭大聲對孔揚說。孔揚搶過手機：“醫生您再說一遍！……謝謝您……”掛上電話，孔揚突然跪在了地上，抱頭痛哭：“我終于可以解脫了！”
開始“恐艾”：緣自一次酒后“出軌”
2005年的12月1日晚上，酒精刺激之下，孔揚走進了一家桑拿，叫了“服務”。4天后，他感覺有些發燒。在瀏覽網頁的時候，孔揚偶然看到，上海青年黎家明，在一次酒后嫖娼中感染了艾滋病毒。黎家明的情況和自己完全一樣啊！從這一刻開始，孔揚瘋狂地搜索所有關于艾滋病的資料。他幾乎絕望：艾滋病在感染的最初期，會出現發燒、皮疹！而孔揚除了發燒之外，胳膊上還真長出了不少紅點！最可怕的是，艾滋病的檢測有一個“窗口期”，在這個期間是查不出來的！這意味著，孔揚要在那種平常人感受不到的恐懼中度過漫長的“窗口期”，才能確認自己是否感染了艾滋病毒！（記者從中國疾控中心得到的資料是，艾滋病急性感染期有可能發生類似感冒的癥狀，窗口期的概念，是因為艾滋病診斷是檢測人體產生的“抗體”。人感染艾滋病毒會有特異的抗體出現，但抗體要達到一定濃度才能被檢測到。“窗口期”就是從感染開始一直到抗體能被測及的階段。按現在的檢測手段，“窗口期”大約是6周左右，而國家衛生部規定的標準相對保守，是12周。）
成為“恐友”：他已經在草擬遺書
癥狀如此相似，對象又是“小姐”這樣的高危人群，孔揚認定自己已經不能幸免。他的性情整個變了。他吃得很少，經常被噩夢驚醒。他變得異常煩躁，一點小事就會大發脾氣。考研的計劃已經被徹底擱置，孔揚甚至在草擬遺書。在看了本報連載的《艾滋女生日記》后，孔揚找到了記者，希望記者能把他的故事記錄下來，和艾滋女生朱力亞一樣，警醒世人。“我罪有應得！不得艾滋病天理難容！”
很快，孔揚發現他并不孤單。一群同樣是有過“高危”行為，對艾滋病恐懼萬分的人在網絡上聚集起來，形成了一個獨特的“恐友”群體。“恐友”們的網名里，“絕望”、“懺悔”很常見，還出現了極端的“想死”之類。“恐友”們用這樣的名字在網絡上傾訴、自責、安慰。（其實，孔揚患上的是“艾滋病恐懼癥”。這種病國際上稱之為theworried
well of
AIDS，是一種混合性神經癥，可伴有與艾滋病相似的臨床癥狀。正是這些癥狀，把“高危”過的人嚇得六神無主。從某種程度說，“恐艾癥”比艾滋病本身還要可怕。“恐友”們的草木皆兵讓人瞠目：手上破了口子害怕感染、和人說話怕被感染、醫院打針怕感染，甚至有人吃飯時，懷疑碗里的白色蛋清含有病毒！）
檢還是不檢？他進退兩難
熬過了行尸走肉般的六周后，孔揚可以去初檢了。但是面對檢測，孔揚又退縮了。他害怕得到一個“陽性”的結果，尤其害怕醫生會把自己去檢測的事傳出去，這樣自己將一輩子抬不起頭！偶然一天，孔揚走過新街口看到獻血車，突然想到，去獻血，不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地查一下艾滋了嗎？可是他的這個念頭很快被“恐友”們轟得粉碎：你沒看到有那么多輸血感染艾滋病的例子嗎？如果你的血還在窗口期查不出來，要害死多少人？良心的天平讓孔揚放棄了這個念頭，但也在另一方面加重了他的恐懼。
（江蘇省血液中心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對于無償獻血者的血液，血液中心要經過非常嚴格的檢查，漏檢艾滋病毒的概率只有幾十萬分之一。但是，同樣因為“窗口期”的存在，不能說完全排除危險。所以，獻血查艾滋，是絕對不能提倡的。江蘇省疾控中心人員對記者說，擔心“消息泄露”是過慮了，所有來檢測咨詢的人都可以匿名。）
最終解脫：他要當防“艾”志愿者
1月26日是孔揚“高危”滿8周的日子，再過兩天就要過年了。孔揚終于同意走進具備初篩資格的南京市第二醫院。掛號、交費，一切都是記者替他完成的。很快，孔揚的血樣被送進了檢驗室。半小時過得很快，醫生叫孔揚的名字。孔揚站不起來。記者上去拿過檢驗單。陰性。
孔揚過了個安心年。但是，很多“恐友”還在網上傳遞著恐懼：“窗口期”是3個月！8周的結果可能不準！孔揚“復恐”了。他開始了又一輪傷心絕望和害怕。實在難以忍受煉獄煎熬的他決定，等到國家規定的12周窗口期后，去江蘇省疾控中心做一個“最后的了斷”。
經過江蘇省疾控中心的權威檢測，孔揚與艾滋病毒擦肩而過。這就是本文開頭的那一幕。“恐艾”煉獄浮沉80多天，對他是一次刻骨銘心的經歷。他說，他還需要很多時間來反思，他說現在只能告訴記者的是，自己要去做一個防“艾”的志愿者。
本報記者 李軍
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