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央視“春晚”比做除夕夜的一桌酒席，則語言類節目就好比餐桌上的葷菜，而以農民為主角的小品，則好比是葷菜中的紅燒魚，似乎總歸是少不了的。
小品《跟著媳婦當保姆》就是這樣一條“紅燒魚”。你看馮鞏扮演的“保姆的丈夫”，一出場就很出彩：身
著西裝，腳上卻是極不協調的白色旅游鞋；一條紅得刺目、和西裝顏色成很大反差的領帶，非常蹩腳地系在脖子上。
更可笑的是，他居然喜歡模仿新新人類，動不動就大叫一聲：“耶！”當然，他叫出來只能讓人捧腹。
“丈夫”擔心“像潘金蓮一樣漂亮”的妻子給城里人當保姆會被他們占便宜，于是，決定防止這種情況的出現：親自監看妻子要服務的人家。所有的笑料都因此而發生：這個矛盾他解決不了，只能由城里人出面才行：男主人不放心遠在國外的妻子，馬上要出國了，找保姆是為了照顧臥病在床的母親，并且爽快地預支了一年工資，于是一切皆大歡喜，連男主人的母親也立馬變成“丈夫”的“咱媽”了。
農村人為什么在城里人眼里會顯得可笑？恐怕這樣的答案最接近現實：城里人更加“現代性”，更敢于不受任何束縛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農村人則更加“前現代”一些，更愿意遵守一些古老的道德教條，這些教條在城市的環境里顯得是如此不合時宜、違反常識和邏輯，以至于你想不發笑都不可能。
不過，我們很可能是在嘲笑我們文化傳統中最珍貴的一部分遺產。因為道德缺失的慘痛后果，我相信每一個人都已經入骨三分地感受到了：沒有安全的食物、無法相信任何人、綿密的鐵柵欄和林立的保安……所有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對“現代性”的一種自然反應。農民身上那種淳樸的道德，本來可以成為醫治“現代性”的一劑良藥，但由于農民的弱勢，這些珍貴的品格反而成了讓城里人解頤的噱頭。
實際上，農村人也希望提升，但“春晚”的舞臺上，這種希望也成了笑料：小品《說事兒》表面上看起來是個說實話的問題，實際上卻對企圖寫書的農村老太太“白云”進行了無情嘲笑。是啊，農村老太太居然要寫書，這太可笑了，寫出來的下場也無非是送進廁所當手紙……于是，所有的人都樂不可支。可見，我們也都是些只能根據經驗，去理解新事物的人。我們不可笑嗎？如果我們一直這樣笑下去，誰來拯救我們呢？惟愿明年的“春晚”，不再開涮農民。 郭松民（北京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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