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廖新波接受本報專訪剖析“看病難”
■廣東由于經濟原因未住院的患者，城市達56%，農村達75%，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廣東省統計局對湛江、汕頭、梅州、珠海等四市展開的調查顯示，只有6%的受訪者認為醫療消費沒給家庭帶來經濟負擔。
■醫療虧損副業
補、買藥受控檢驗補、主業受困副業補。衛生部門允許醫院從醫療業務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通常是30%）用于員工的獎金發放，直接激勵了醫院內部的趨利行為。
■廣東一些地方甚至有“醫院反哺政府”。某經濟欠發達地級市，政府財政不但不投入，還從人民醫院提取500萬元給公務員發工資……
剛剛過去的一年，群眾關注的焦點話題之一是“醫改基本不成功”。上月29日，在廣東省政協召開的“解決群眾看病難問題”專題協商座談會上，各種矛盾再次集中爆發。
醫改不成功深層次的原因及矛盾在哪里？政府在醫改中的責任和職能定位是什么？如何解決醫療衛生服務公平性差、可及性低的問題？新年之際，廣東省衛生廳副廳長、中山大學嶺南學院客座教授廖新波就這些問題接受了本報的獨家專訪。
患病未就診城市高于農村
記者：哈爾濱和深圳的天價醫療費事件，嚴重破壞了非典以后短暫建立起來的和諧醫患關系。對于醫改現階段的效果，我在采訪中接觸的各階層都有意見：社會不滿意，醫院不滿意；城里人不滿意，農村人也不滿意；老百姓不滿意，政府也不滿意；財政部門說他沒省錢，醫療衛生系統認為自己是“替罪羊”，群眾負擔仍然很重。“看病難”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廖新波：我認為主要原因是衛生資源總體不足，衛生發展落后于經濟發展。醫療衛生資源配置也不合理，農村和城市社區缺醫少藥，醫療保障體系不健全，相當多群眾靠自費就醫；公立醫療機構出現了市場化的傾向，公益性質淡化；藥品和醫用器材生產流通秩序混亂，價格過高；社會資金進入醫療衛生領域存在困難，多渠道辦醫的格局沒有形成。
記者：衛生部公布的第三次全國衛生服務調查數據顯示，我國約有48%的居民有病不就醫，29%應住院而不住院。衛生部部長高強在分析“看病難、看病貴”時，其中一條就是“在中國目前的衛生總費用中，大約有60%靠居民自費，25%靠集體負擔，政府投入僅占15%”。廣東的情況會不會好一些？
廖新波：廣東醫療衛生同樣存在這些問題。全省衛生服務調查結果顯示，城市54%、農村71%的人口無任何醫療保障。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籌資水平低。農村人口獲得的醫療保障水平偏低，尚難以真正抵御大病風險。廣東城市42%、農村38%的群眾患病后未到醫療機構就診，且城市高于農村。城鄉患者由于經濟原因而未住院的比例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在廣東，城市為56%，農村為75%）。
廣東省統計局去年對湛江、汕頭、梅州、珠海等四市展開的調查顯示，近半數市民認為目前看病難，收費貴是造成看病難的最主要原因。九成市民覺得看病收費不合理，其中覺得藥品太貴的占67%；認為檢查太多的占19%，認為亂收費的占11%。43%的受訪者認為醫療消費給家庭帶來的經濟負擔很沉重，51%認為帶來一點經濟負擔，只有6%認為沒有帶來經濟負擔。
公平性評估中國倒數第四
記者：您去年曾赴英參加廣東省高級公務員專題研究班的學習，研究的就是醫改問題。您在論文中提到，中國醫療服務的公平性下降和衛生投入的宏觀效率低下，整個醫療領域在宏觀和微觀上皆處于一個失控狀態。能具體分析一下嗎？
廖新波：世界衛生組織對全球191個國家的醫療服務公平性評估中，中國列188位，全球倒數第四。其中在醫療機構的總體績效評估中，中國列144位。醫療衛生服務確實存在公平性差、可及性低的問題。由醫療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不斷激化，危及了社會的穩定，已經引起中央高度重視。
醫改的政策使得醫療衛生機構的所有制結構從單一公有制變為多種所有制并存，不同醫療衛生服務機構之間的關系從分工協作走向全面競爭，醫療衛生機構的服務目標從追求公益為主轉變為全面追求經濟效益。
記者：醫療機構追求經濟目標的情況確實很突出。我在采訪中經常發現，院長們喜歡在業務收入上較勁，哪家醫院的收入增加快，醫務人員福利待遇高，就代表哪位院長有能力。
廖新波：這是政策引導的結果。在醫改中，政府以提高醫療機構效率為主要目標，商業化和市場化趨勢非常明顯。上世紀80年代，政府對醫療衛生領域的定位是“給政策不給錢”、“醫院建設靠國家，吃飯靠自己”。政府的意圖很明顯，就是將醫院甩給市場，政府逐年減少投入，醫院的生存和發展是醫院自己的事，無形中引導醫院去尋找自我補償辦法和竅門。
曾有官員在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要求，醫院要在“以工助醫”、“以副補主”等方面取得新成績。于是，在這一點上政府與醫院在認識和行動上達成了一致：醫療虧損副業補、買藥受控檢驗補、主業受困副業補。“三補”做得好的醫院，醫院的“經營”就好，醫院的管理者們就有了政績。“三補”引起了醫療費用的劇增———過度檢查、過度治療、不合理的大處方。衛生部門允許醫院從醫療業務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通常是30%）用于醫院員工的獎金發放，直接激勵了醫院內部的趨利行為。
醫院成本高甚至反哺政府
記者：對呀，醫院都在追求經濟利益，社會公益性不斷淡化，所以才發生了河南新鄭中醫院遺棄患者致死的事件，以及哈爾濱的550萬元巨額醫療費事件。由于沒有政府補貼，不少醫院不得不把病人逃賬的板子打到醫生身上，所以才出現了救人前要先落實押金。
廖新波：有兩個難以理解的例子。棄嬰是一個社會問題，應該是民政部門的職責。但是，由于醫院被認為是“慈善機構”，棄嬰往往被放置在醫院門口，當醫院把棄嬰治療好送到孤兒院時，孤兒院要向醫院收取“撫養費”。又如無人認領的尸體，當交通事故或其他惡性案件的傷者被送到醫院后，由于搶救無效死亡，尸體送到殯儀館，醫院還得支付“停尸費”和“冷藏費”。醫院變成了政府部門，孤兒院、殯儀館卻變成企業。
醫療服務是公共產品，應該由政府出的錢卻要醫院出，這加大了醫院的運行成本，醫院沒辦法讓利給群眾，而是靠高收費發展。在廣東一些地方，“醫院反哺政府”現象嚴重。某些地區，地方財政不但不能顧及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還從醫院的積累中提取資金做非醫療衛生經費：某經濟欠發達地級市，政府財政不但不投入，還從人民醫院提取500萬元給政府公務員發工資；某經濟發達市，從一家大醫院提取1000萬元用來發展經濟……
記者：有一種意見認為，中國不同于發達國家，人口太多，很多問題都沒有解決，因此不可能再增加醫療投入。
廖新波：在我國有限的財政內，醫療衛生投入占的比例也是偏低的。1998年，政府投資總額為1.5萬億元，其中公益性投資（包括衛生、教育、社會福利、文化藝術、廣播電影電視、科研及國家機關、社會團體的支出）只占12%，而基礎性投資占48%，競爭性行業投資占40%。在比例很小的公益性投資中，衛生、體育和社會福利事業三項加在一起只占當年全部財政支出的1.23%，公益性投資項目設置得嚴重不合理。
2003年我國衛生總費用中政府投入僅占17%，企業、社會單位負擔占27%，個人支付的高達56%。在歐洲發達國家，政府負擔80%－90%衛生總費用，美國政府負擔45%，泰國政府負擔56%。
醫改世界難題需各方參與
記者：您是主管醫療的副廳長，能談談您個人對廣東醫療衛生改革的思路嗎？
廖新波：醫改是世界性難題，不是衛生行政管理部門獨家的事情，需要全社會各部門人員一起參與。我個人認為以下幾方面是要迅速展開的：加強對農村衛生工作的領導，改善農村醫療衛生條件，加強農村衛生基礎設施和人才建設，提高農村衛生機構綜合服務能力；完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力爭2006年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達到農村常住人口的60%；加快社區衛生服務工作，要引導病人合理分流，防止盲目涌向大醫院；加強醫院管理，規范醫療收費；控制醫療成本，降低醫藥費用；多元化、多形式、多層次的辦醫模式，壯大醫療資源，引入競爭機制；為弱勢群體支付醫療費用，確保弱勢群體能夠得到基本醫療服務。
責任編輯 劉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