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認為，出現王建民事件的原因是什么？
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 85．5％
醫改中，政府逃避了必要的責任 78．1％
醫院、醫生缺乏職業道德 48．4％
以下說法，您同意哪些？
在這件事中，政府有關部門不主動承擔責任是不負責的 82．6％
醫院不應成為經營主體 69．
3％
醫院經費應來自政府，而非患者 56．5％
公民個人應該加強社會保險意識 49．6％
現有體制下，醫院拒絕收治交不起錢的患者情有可原 27．7％
2005年12月13日，齊齊哈爾農民工王建民的死，把2005年公眾對醫保問題的強烈關注最后“定格”了。當無錢就醫、病死異鄉不再是小說情節，而是眼下的新聞報道事實，人們會怎么想？12月27日～29日，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央視資訊ePanel會員系統實施的一項調查發現，只有23％的人對此事感到“震驚”，77％的人反饋“習以為常”，因為“現在這種事情太多了”。
距離王建民的死已經有半個多月了，醫患雙方還在爭執不休，有關部門尚未表態。公眾不能肯定王建民是不是像有人形容的那樣“口吐鮮血、大喊著‘救命’死在同仁醫院走廊”，畢竟院方提供了34個人證明情況并非如此。這34人包括大夫、護士、總值班員和保潔員。
公眾也無法肯定王建民是否因為沒錢才導致最后悲劇的發生。院方說，醫院設有危重病人綠色通道，只要需要都會被接診，不管有沒有錢。院方舉出事實：這兩年北京同仁醫院已經為沒能力治病的患者墊付7萬多元醫藥費，“沒有額度限制”，“只要有醫療需要，我們就會掏”。可惜的是，王建民沒能進入“綠色通道”，為他診治的醫生當時認為他“并無生命危險”。
公眾更不清楚對王建民之死同仁醫院到底有無責任。院方已經明確表態，此事他們沒有任何責任。北京市有關部門也認為“當下還不到糾責那一步”。
公眾清楚的只是：王建民沒有錢，他死在醫院的走廊里，之前醫院給他打了止痛針（價值1．8元）。
在本報調查中，有近1／4的人認為，當前的體制應該為此事負些責任，醫院在自負盈虧之下沒理由為病人支付費用；更多的人（59．8％）認為醫院有救死扶傷的天職，在疾患面前，生命是第一位的。這或許就是那么多的道德口水會噴向同仁醫院的原因，即便他們感到冤枉。
有評論指出，這起事件比哈爾濱的“天價醫療案”更令人不忍卒聞，“畢竟，‘天價醫療案’基本上還只是收費是否合理的問題，而在此次事件中，患者付出的是37歲的年輕生命。”也有分析認為，“要根治醫院見死不救現象，除了職業道德的教育之外，還有賴于法律規章的約束。”某省晨報甚至發表《七問》，試圖匡正醫風、醫德以及醫院的社會責任。
據《黑龍江晨報》報道，黑龍江省人大常委會已經有一位常委出來批評“北京同仁醫院的行為違背了職業道德，也觸犯了法律”。
本報調查中，78．1％的人認為，醫療界出現種種怪現象，首先是政府逃避了應負之責。無論是哈爾濱的“天價醫療案”，還是當下的王建民之死，每件事情看似都是醫患雙方在“打架”，但是探究根源都在醫療體制上。有研究指出，“以藥養醫”，把醫院完全推向市場的改革固然卸去了財政的包袱，也逼得白衣天使不得不硬起心腸。
有位老醫生告訴記者，在剛實行醫改那會兒，醫院特別害怕進來沒錢治病的人。“那時商品經濟還沒在人心中扎根，醫生收入也不像現在這樣和經營情況直接掛鉤，當時救治像王建民這樣的病人肯定毫無疑問，只是醫院往往背下許多應收而收不上來的欠賬。”
衛生部新聞發言人毛群安在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他也想知道“制度層面上誰該為此負責”。在他看來，王建民事件引出了貧困危重病人的救治責任問題。據他說，目前醫療保險問題由社保部門負責，而貧困人口的醫療救濟由民政部門負責，衛生部門承擔的則是醫療救治。“貧困危重患者的救治責任，應該由醫院還是由政府承擔確實是一個問題。如果由政府承擔，具體應該由哪個部門來負責也是個問題。”
一般老百姓分不清這些，不管社保部門、民政部門還是公共衛生系統，在老百姓看來都是政府。公民依法納稅，政府就該給個解決辦法。根據本報的調查，過半的受訪者認為，在類似事件中，公共財政有必要為醫院提供費用補償，要保證醫院“救死扶傷”，靠道德訓令肯定是不夠的；69．3％的人感到，醫院成為經營主體不妥，“醫院不能完全企業化，醫療也不能完全商品化”；另有82．6％的人認為，在王建民事件中，政府有關部門沒有采取更加積極的姿態是不負責任的。
不管具體意見如何，社會共識正在形成：貧困人群看病有困難，政府應該搭把手了。
背景：王建民之死
2005年12月13日9時30分許，北京同仁醫院急診走廊，來京找工作的37歲齊齊哈爾人王建民無錢治病，在呼救中死去。
王建民是在北京火車站腹痛嘔血的，120救護車曾兩次把他從火車站送到該院。第一次入院時他的朋友替他墊錢打了一針止痛針，花了一元八角。這是他受到的惟一治療。
同仁醫院急診主任稱，之前為王檢查“沒有生命危險”，因此“醫院不便給患者墊錢”。
（新聞來源：《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