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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兩位年輕的留學生魂斷異國他鄉一事，《新京報》日前發表一篇題為《是什么讓“留學生”的聲譽蒙羞》的評論，文章提出，貪官子女涌向國外，影響了留學生的“品牌”形象。
這個觀點當然沒錯，但是，仔細分析“留學生”聲譽蒙羞的原因，除了“權力腐
敗”和“留學”被人為地捆綁在一起外，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留學生”的美譽度過高，社會對“海歸”們期望值也太高。近現代以來，中國從清末選拔第一代幼童留美開始，留學生的歷史已經有一百多年了。分析這并不短的留學歷史，有一個有趣的現象。一個政權剛剛打開國門時，留學生的質量是很高的。因為他們大多是公派，肩負著學成本領報效故國的神圣使命，這些留學生大多刻苦上進，學有所成。因此這些人中間，出了很多見識、才學超一流的大家，從清末的嚴復、詹天佑到民國初年用庚款送出去的那些留學生，都是如此。改革開放前期派遣的那些公派留學生也是這樣。
那么，在這種情形下，社會對留學生認可度較高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他們身上寄托著諸如理想主義、創新等美好價值，也可以理解。從清末到民國，再到新中國，留學潮之初，年輕人出洋歸來一下身價百倍也是常見的事情。可是一旦國門大開，由于留學生歸來的競爭優勢，許多人必然會擠這種“新科舉之路”，自費留學越來越多了，留學生的成分也越來越復雜。這樣，留學生的美譽自然會受到稀釋，方鴻漸那樣混個子虛烏有的克萊登大學文憑回國給父母交差的“游學生”也不在少數。
胡適曾經稱贊魯迅和周作人，他認為周氏兄弟留學日本數年，回國后能熟練地使用日語，并對日本文化有相當的了解，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因為清朝民國交替時期，留日已經成為風氣，那時候出國沒有現在這樣麻煩，在日本生活的費用也不很高，許多人買張船票就去了。因此許多留日生，包括一些同盟會員，留日數年整天生活在中國人圈子里面，連日本話都不會說。那種不把學業當回事、一心只想游玩的留學生，在魯迅的《藤野先生》中，有過精彩的描述。
留學生的“光環”消失，從云端跌落到塵土中，未必不是件好事。出國接受教育和在國內接受教育本來就不應有本質的區別，哪個地方都會培養精英，也會培養平庸，沒什么奇怪的。對于留學生，不應當另眼相看，國人應當抱以平常心態對待，在一種公平的制度下，“海歸”也罷，“土產”也罷，平等競爭就可以了。 □十年砍柴（北京記者）
責任編輯：屠筱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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