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不是搞平均主義、搞‘均貧富’，而是因為我國已經出現了比較嚴重的不公平。”
昨天，出席“第七屆經濟學家論壇”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國家統計局原副局長賀鏗教授表示：“收入分
配要公平，關鍵在于稅收制度和財政轉移政策所起到的調節作用。其中，有四分之一的問題可以通過稅收來解決，另有四分之三則需要通過財政轉移支付才能解決。”
分配不公
賀鏗教授介紹，初次分配是要使投資和消費保持在合理的比例。從世界各國的情況來看，投資率多保持在25%左右，消費率則在75%左右。
我國的情形與這一比例卻不相適應。2000年，我國的投資率是36.8%，消費率為61%，分別比這一時期的美國高出13.5個百分點和低14.3個百分點。四年后，這種情形進一步加劇。2004年，我國的投資率達到了44.16%，相應的消費率則下跌到了53%。
“即使是在上世紀60年代的日本，投資率也只達到30%左右。”賀鏗認為，日本后來發生經濟低迷和經濟恐慌，與當時的高投資率不無關系。
初次分配的不公平還體現在，中國的財產性收入近年來越發增加，而相應的勞動收入卻多年停滯不前。2000年的數據顯示，中國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口手中的財富僅為全社會總財富的4.72%；而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口則掌握著整個國家50.24%的財富。
據賀鏗教授介紹，第一次世界經濟危機爆發時，英國的財產性收入占總收入的46%，這一比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后下降到25%并一直持續至今。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法、德、美等國。在賀鏗看來，引起那場經濟大危機的根本原因就是社會分配不公，財產性收入過高造成的。
財稅調節
賀鏗說，根據十六屆五中全會的精神，接下來政府將加大調節力度，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從初次分配的角度來講，政府應該加大對教育的投入力度，從而讓所有勞動者都有獲得公平就業的機會；同時開征遺產稅，使得大家競爭有個相對公平的起點；此外，還實行最低工資制度，從而使得初次分配處于比較公平的狀態。”
據賀鏗透露，日前全國人大財經委就《勞動合同法》征求意見時，他積極倡導將“最低工資制度”和對工人實行社會保障寫入其中。
賀鏗告訴《第一財經日報》：“我個人認為，遺產稅是實現收入再分配公平的最有效的途徑。”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福垣也表示，社會主義就是要讓社會剩余的大頭歸社會所有，開征遺產稅則是必不可少的稅制。
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張曉山補充提出，當前城鄉差距拉大的原因還體現在財權過于向城市、向政府上層集中。中央財政每年轉移支付的6000億元中，有57%的資金是以專項資金的名目劃給了各大部委，這使得基層政府不得不通過“跑項目、跑部委”來獲取資金。本報記者
楊茜 發自北京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