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一些防艾基層監測人員來說，對外來工尤其是外來女工的監測關愛已十分必要。“監測中我們也發現有一些工廠女工白天上班，晚上從事一定范圍的性服務，對這類人群的監測尤其困難。”寶安區龍華醫院民治社康中心負責人說。
該中心和羅湖蓮塘、福田下沙、南山田廈、龍崗龍嶺社區是深圳首批艾滋病自愿咨詢檢
測和綜合干預試點，負責對龍華附近市民提供的艾滋病免費咨詢和檢查。該負責人說，龍華街道附近工廠很多，中心也經常到各工廠開展面向工人的艾滋病防治宣傳，在基層宣傳監測中，醫務人員發現上述問題。
11月20日晚10時許，記者來到龍華人民路附近，周圍一些工廠的工人基本已下班。只有工廠保安還在廠門外巡邏，記者和保安聊起來。對于醫務人員所說的“特殊”女工，一名自稱姓張的保安顯得并不陌生：“知道，當地人都叫‘廠妹’，她們都是年輕的小女孩，平時白天在工廠上班，晚上有時才會做‘兼職’。”該保安說，“兼職”就是指性服務，“這已經不是什么秘密了，她們只會和熟悉的男的一起出去，不會在夜總會或者發廊。”他說，這些女孩行動很隱蔽，白天正常上班，“別說男朋友，有時連同住的室友都不知道她們在做‘兼職’。”當地多位市民都證實了確實有工廠女工在晚上做特殊“兼職”，但因為她們一般只通過電話與熟人聯系，這些市民都表示沒有和這些女工接觸過。
在監測咨詢醫生的幫助下，晚上記者輾轉找到了幾名正在做“兼職”的工廠女工，與她們面對面接觸。
“兼職”只為買靚衫
19歲的阿霞(化名)出現時，身上還穿著工服，她說剛下班，當天晚上知道不用做“兼職”，就沒有回家換衣服。長相算得上清純的她，怎么看也不像做“兼職”的。
經過一番勸說，阿霞終于愿意接受記者采訪。但回憶起自己做“兼職”的過程，她還是滿臉通紅，時常低頭不語。
她說自己是湖北人，家境還算不錯。因為不喜歡讀書，她今年春節初中沒畢業，就隨親戚到深圳寶安一家加工廠打工。雖然很快在廠里認識了一個男朋友，但枯燥的工廠生活很快就讓她不能忍受。今年9月她獨自來到龍華，在一家工廠打工。她和另外兩個女工友在附近租了套一房一廳。
這家工廠月薪有1000元左右，加班1小時1元，周末干一天能掙6元。由于老家父母經濟條件還可以，她下班后一般都在家里看書，感到悶時就會去附近卡拉OK唱歌。
只和“朋友”出去過夜
對于第一次“兼職”，阿霞不斷強調和她親密接觸的男子是“朋友”。“工廠生活很悶，一個大我幾歲的同鄉姐妹一天晚上邀我一起到卡拉OK廳玩。反正沒事，有得玩就去了。結果一去發現包間里有男有女。玩到高興的時候，一個男人把我單獨帶了出去，開了間房……”她說，分手時該男子給了她200元。兩人也互留了手機號碼。
此后該男子經常打電話約她，“都是晚上我下班后，一般都直接去開房，有時時間比較早，也會一起吃晚飯。”雖然該男子每次事后都會給錢，但阿霞一直很回避談“錢”這個字眼，總強調“大家是朋友，我有困難，他幫我很正常”。而阿霞眼中的困難就是“沒錢買漂亮衣服”，她說這個“朋友”每次都給三五百元。“這些事情你告訴男朋友了嗎？你買了那么多漂亮衣服，男友沒覺得異樣？”“他很老實，平時不在龍華，也不和我住，不知道，而且也不懂衣服的價錢。”阿霞說，此后她的“朋友”越來越多，都是第一個兼職的“朋友”介紹的，這些男子都是30歲以上，大多是做生意的。“比起夜總會的小姐，他們說我更清純。”阿霞說，她只和熟悉的“朋友”一起出去過夜，都是電話聯系，直接開房。如果沒人約她，她就在家里看書。一般她的“約會”比較多，“上周一個人最多給我打了8次電話，有時一晚好幾次，”阿霞說，如果“約會”與男友的約會沖突，她都會推掉男朋友的約會，“他哪有錢帶我出去玩？做兼職錢多。”“那為什么不干脆辭掉現在工廠的工作？”記者問。“有男朋友啊，不想他知道，還是喜歡他的。如果以后沒有男朋友的話，也可以考慮干脆整天和‘朋友’出去。”阿霞說。
不懂得性安全防護
開房時，阿霞很少想到這些“朋友”可能有病，“應該不會吧？”她說：“如果對方要求不使用安全套，我就不用，感覺也無所謂吧。”“知不知道什么疾病可以通過性途徑傳播？”記者問。阿霞搖搖頭。對于艾滋病，阿霞表示雖然知道，但不知道如何傳播，“開房也會傳播這個病嗎？”一些基層計生工作人員說，這些外來女工的打工生活很枯燥，因此會經不住誘惑，被人帶出去吃喝玩樂，“說是交朋友，其實用錢慣了就開始從事性服務。”但因為她們有正當工作可以解決溫飽，加上有男朋友，受到傳統道德的約束，對“全職”從事性服務，既認為無必要，也有內心爭斗。加上長相中等，做“全職小姐”生意未必好，就選擇“兼職”。如果生活、感情有變故，她們很可能會走上“全職服務”的路。
穿著廠服去坐臺
青菜1元，雞蛋2元，夜宵2元，買那個(安全套)10元，羊胎素279元……這是一個發廊妹的生活日記內容。
這名發廊妹叫阿紅(化名)，她通過日記的形式記錄自己走到今天的全過程。她來自四川農村，有過一次失敗的婚姻，家有一個兒子和多病的母親。
因為要讓兒子有一個好的成長環境。她在2000年除夕夜，乘南下廣東的火車到東莞，在一家電子廠找到了工作，因為老家妹妹要錢蓋房子，她不得不向老鄉借錢，因為無力還錢，老鄉把她帶到一家酒樓，讓她坐臺。“我沒有衣服換，家里的衣服連廠服都不如。”就這樣，“媽咪”讓她穿著工服開始了坐臺生涯。
兩個月后，阿紅廠里有了訂單，她開始白天上班，晚上去酒樓坐臺。因有了坐臺的收入，一年后她除了還完老鄉的錢，還有4000元存款。但2003年元月，工廠老板多次去唱卡拉OK碰到她坐臺，就這樣她成了第一個因此被裁掉的員工。
之后她雖然又在鞋廠找到了工作，但每天工作10多小時，就因為遲到一小時被罰90元，一氣之下干脆辭職坐臺。
她再次去一家發廊做小姐。從那時起，她成為一名職業發廊妹。她說自己最怕染上性病和艾滋病，每次為客人性服務時，都會采取防預措施，給客人戴上安全套行事。
“有一次客人不肯戴安全套，強行要求我做性服務，事后害怕了好幾天呢。性病是我們姐妹最怕的事情，不過，我現在最欣慰的是沒染上性病。”阿紅說，對于艾滋病的防護，在原來做“兼職”服務時，基本不知道。“那時候白天要上班，晚上偷偷摸摸坐臺，哪里有時間去了解這方面，”阿紅說，即使有相關的宣傳，“心里有鬼，擔心被工友知道在外面兼職坐臺，根本不敢看。到現在才有意識地注意防護”。
“兼職”還債染艾滋
深圳目前累計發現HIV感染者/AIDS病人383例，小麗(化名)就是其中之一。她感染的途徑是性傳播，在感染之前，她在一家夜總會坐臺。
她說，因為老家父母突生急病，原本在關外一家電子廠打工的她四處借錢。債臺高筑的她無奈之下，在債主的“介紹”下，在一家夜總會晚上“兼職”從事性服務。客人的小費，加上工廠的工資，讓她看到了盡快還清借款的希望。
但因為晚上“兼職”太多，她白天上班沒精神，最終被老板開除。斷絕了經濟來源的她不得不再次到夜總會，“雖然知道艾滋病可能通過性傳播，但有時客人堅持不戴安全套，為了賺到錢，滿足客人要求，有時也不做防護，結果終于有一天我感到全身沒力氣。”小麗到監測點讓工作人員采取了她的血樣，初步篩查和最終確定都證明她感染了艾滋病毒。
“我幾乎哭了一星期，天天都不知道要做什么，市、區疾控中心的醫生對我很好，不斷鼓勵我說這個病潛伏時間很長，只要注意身體不要破損流血，還說我可以定期到醫院檢查咨詢。”小麗說，醫生也經常跟蹤隨訪她，并勸告她不要與他人有性接觸。
關艾行動女工主動推廣
防艾“對這些外來女工，我們還是以關愛為主。”龍華民治社康中心負責人說，該中心今年共接受自愿咨詢654人次，進行免費檢測253人次，還多次組織監測人員和專家到附近大型工廠，向外來工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識，并接受他們的咨詢。
外來工對艾滋病知識普及的害羞心理，導致與監測人員接觸時，多少持一種不積極配合的態度。
不過，在龍崗區布吉一家工廠工作的女工王小姐卻一直積極協助疾控和計生部門工作人員，向工友推廣宣傳艾滋病防控知識。
“她不但自己向我們做這方面的咨詢，還讓工友們不要害羞，有問題積極向我們咨詢。”當地監測點工作人員說，王小姐不愿意在媒體曝光，不過她本人一直是做正當工作的。王小姐表示通過媒體知道艾滋病防治形勢還很嚴峻，多了解一點這方面的知識，不但對加強個人防護有幫助，還可以不必對需要幫助的艾滋病人存有不必要的戒心。因此，她經常帶一些宣傳小冊子，給工友們看，“既有了必備的知識，也可以配合衛生部門調查監測。”在她的帶動下，該廠一些工友也由回避變成較為積極地配合監測。
今天是世界艾滋病防治宣傳日，深圳市疾控中心公布的一組數據引起人們關注，全市艾滋病患者檢出率不到30%，有70%的艾滋病患者還隱匿在人群中。在已查出的患者中，有90%以上是外來人員。而該中心近期對全市建筑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等行業外來工的一項調查結果，更讓深圳這個擁有眾多外來人員的城市，對防治艾滋病的形勢有了新的認識。有近一半的被調查外來工不了解艾滋病防治知識，承認自己有商業性行為的外來工有5%。市疾控中心專家表示，深圳對AIDS的監控一般鎖定在酒店、按摩院、發廊的性服務者和同性戀人群等，而外來工正成為新的艾滋易染群體，對外來工的監測目前還無法全面展開。
“其中還存在監測不到的地方，尤其是新出現的一些白天在工廠做工、晚上從事非固定性行為或性服務的外來女工，對她們的監測干預尤其困難。”一些艾滋病基層防治監測點的工作人員說。記者日前經過多次暗訪，近距離接觸發現，這些“廠妹”不同于一般性服務人員，她們有固定的正當工作與男友。“因為隱蔽性和非常規性，目前對她們監測干預較困難，加上她們缺乏自身防護知識，感染病毒的幾率會更高。”市計生部門的專家由此擔心艾滋病毒從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傳播。
責任編輯：林彥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