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一項“中國之最”：一位老人在哈爾濱某醫院住院66天，住院費用139.7萬元。而病人家屬又在醫生建議下，買下400多萬元的藥品作為搶救急用，合計耗資達550萬元，但這并沒能挽回老人的生命。中紀委、中紀委駐衛生部紀檢組、監察部駐衛生部監察局聯手組成調查組，赴哈爾濱對此事進行調查。
中紀委牽頭調查意味深長，我們需要借中紀委調查組對于哈爾濱天價醫療費這一樣本的剖析，來看清中國醫改20多年以來，作為公共產品的醫療衛生行業對于公眾的盤剝。我們需要弄明白，我們的錢是通過一種怎樣的方式，轉移到醫療行業里去的，而我們竟不能置一詞？ 是的，除了醫療對于公眾的盤剝，在與醫療機構打交道的過程中，患者是否有話語權，看來已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我們通常說的醫患信息不對稱，也就在于此。以哈爾濱天價醫療費為例，很難想象，如果不是“天價”得離譜，如果不是患者家屬先后寫了100多封舉報信投遞給相關部門，如果不是引起了媒體的關注，則很可能不會吸引中紀委調查組的關注，那么，這樣一起事件便會以現有體制下“體內”處理的方式，即由衛生行政主管部門來解決。而這種解決方式存在的弊端，已是人所共知。因此一些醫療體制相對完備的國家，通常由一個第三方的、中立而且權威的部門來處置醫療糾紛，而無需動用像中紀委這樣的權力資源。楊耕身《大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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