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學開始在全球各地搶購頂級學者，并向他們提供頂級的待遇，但值得注意的是，優厚的物質并不一定會給中國的大學帶來“世界一流”的美譽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記者杜方平報道 2005年10月13日，清華以近百萬人民幣年薪聘請來的“洋”系主任薩文迪在清華工作正好滿一年。
清華有關方面表示，5年內將
以百萬年薪聘請50位世界知名學者，以期建設世界一流大學。
與此同時，北京大學被泰晤士報評為亞洲地區排名第一的高等院校，這兩件事情連在一起，重新引起了媒體對中國大陸地區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新聞的關注。
用美國的待遇吸引美國學者
事實上，清華大學另外聘請的一位名叫姚其智的普林斯頓大學計算機科學家也引起了媒體的極大關注。這位生于上海，長于臺灣，如今已是美國最頂尖的計算機科學家，在收到清華大學的邀請后，他坦陳自己沒有猶豫。
姚其智對記者說：“愛國主義當然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很難想象，在條件相等的情況下，我還能去什么別的地方�！�
當然，在吸引姚這樣的頂尖學者方面，中國大學投入的金錢同樣是頂尖的。《紐約時報》在形容這一模式時說：招募頂尖的海外中國人和美籍華人，給他們配備最好的實驗室，最好的學生，以及巨大的伸縮空間。對一些學者，中國大學給他們提供美國式的待遇，而另外一些學者則會被慷慨許以住房和實驗室。
清華大學人事處處長裴兆宏也向媒體透露，目前，清華利用由企業捐資成立的“講席教授基金”已從國外聘請到37位知名教授作為講席教授，5年內，清華還將以百萬年薪從國外新聘13位講席教授，使應聘教授達到50人。在中國高等教育現代化的過程中，大學趕超世界一流的運動從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開始，并且按照大學的定位，向全國的高校延伸。
初有成效
除了清華大學以外，剛剛獲得“亞洲第一大學”榮譽的北京大學也將麻省理工學院的知名數學家田剛招入麾下，建立了一個國際高等數學研究中心。而復旦大學的努力則已經結出碩果，他們邀請仍在耶魯大學任教的遺傳學家許田，在復旦主持一個基因研究實驗室。今年8月12日，許田的突破性研究成果首次使得中國科學家登上了著名的《細胞》雜志的封面。
其實對于一流大學的向往，從中國近代高等教育事業發軔起，就是中國教育者一直的追求。在這個過程中，單就清華大學來說，清華大學前校長王大中院士曾經說過：“優秀的人才只有在競爭和流動中才能獲得”。如果比照民國時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先生說過的“所謂大學，非有大樓之謂，是有大師之謂也”，以及解放后校長蔣南翔對人才的看法。在清華乃至整個中國教育史上，對人才的渴望一脈相承。
當然，不同的時代，針對不同的學科，對于人才的界定也是不同的。所以才有了2000年以來媒體上對于斥重金邀請國際學者的爭論，也才有了多位世界級大師入主清華課堂的新聞。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學者進入中國頂級高校之后，對中國高等教育的教學方式和培養體系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目前，清華大學推出的講席教授制度已經對清華的課程體系、教學方法、科研等方面產生了全面的影響。據了解，薩文迪講席教授組拿到的5個國家科研項目中，有兩項是薩文迪幫助簽到的。與薩文迪接觸最多的工業工程系副主任鄭力教授說，今年許多地區的高考第一名都來報考清華工業工程系。據介紹，該系專業課全部用原版英文教材，純英文授課，用英文寫作業。
值得注意的是，在引進人才的過程中，中國的高等院校，選擇了和西方高等院校不盡相同的道路。西方大學在引進人才的過程中，更看重學者的專業背景，而中國的大學則更看重學者的國際化背景。因為中國的大學管理人士都認為，進入國際的話語體系是中國大學現代化的第一步。
人才并不是唯一
但是從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角度出發，大師級人才只是教育環節中的關鍵一步。20世紀初，從杜威開始的西方思想家，在論證教育對于整個社會思想形成過程的作用時不止一次地指出，教育領域的思想改革和管理水平現代化其實是教育現代化和大學水平提高的一個關鍵因素。杜威并認為，這種管理思想是對民主社會的培養、鞏固和發展。
另一方面，每一個大學的發展，都體現了其管理者的影子。在全球華人創辦的大學中，也有迅速崛起的例子。如香港科技大學在校長朱經武任內，迅速成為亞洲地區排名靠前的大學，其基本方式除了大量引進海外人才之外，還對整個大學的研究和教學環境進行了改革，鼓勵創新、大量引入資金等，使得香港科技大學在短短的十余年中迅速成為亞洲翹楚。
而美國大學素以人才高流動為特征，教授的聘任基本上按年限與成果，每5年左右就要上一個新臺階，如果上不了，就準備走人。這種高度的流動狀態，也是一種良性的管理模式。因此整個大學的教育體系中形成了競爭模式。在人才引進方面，美國的大學不但注重其國際影響力，而且也注重其個人性格與整個學校的風氣的適應程度。比如耶魯大學在過去的5年時間中就曾經拒絕了超過10位國際大企業高管或者政府退休高官前往任教。
專家認為，這些事例其實說明，一流大學的人才建設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并非在短時間內由大量人員堆積形成的。無論是管理模式的創新，還是研究氛圍的積累，都只能為一流大學提供一個良好的起跑點，遠景更要取決于大學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