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７月２１日匯率改革前，持續增長的外匯儲備已超過７１００億美元。在回答此次匯率改革能否改變中國過高的外匯儲備增長問題時，９日在加拿大出席會議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并未直接做出“是”或“不是”判斷回答，但他從經常項目收支和儲蓄率兩方面分析了外匯儲備增長的問題。
一些業內人士
認為，周小川這一富含“政策深意”的分析，意味著外匯儲備增長變化并不僅僅取決于匯率改革。
周小川稱，分析外匯儲備增長問題可以有兩個角度。一種從經常項目收支不平衡出發，由于存在順差，從而會積累大量外匯儲備。從這個角度看，外匯儲備與匯率是相關的。另一種分析角度是從儲蓄率出發，如果儲蓄率較高，隨著國內投資的邊際收益率的降低，儲蓄資金會傾向于投資到國外，尋找回報更好的機會。中國經濟中還存在外商直接投資的擠出效應。中國過去一直實行出口強制結售匯，出口企業自留外匯較少，使得更多的資金以中央銀行外匯儲備的形式表現出來。匯率機制改革后，中央銀行會減少在市場上的購匯，外匯資金將更多留在企業手中，民間也就會以美元、歐元、日元等對外投資。在高儲蓄率的情況下，官方對外投資與民間對外投資之間存在替代關系，不僅僅取決于匯率。
在回答人民幣參考的“籃子貨幣”的構成是否會影響外匯儲備幣種結構時，周小川說，中國會采取非常負責的態度，不希望由于儲備構成方面的任何主動變化引起金融市場的波動，也會盡量避免予別人以口實，中國不會在這方面采取任何不謹慎的行動。
對亞洲國家比較傾向多積累外匯儲備的現象，周小川說，這和亞洲金融危機的后遺癥有關。亞洲國家多致力于較多地增加外匯儲備，一開始是為了設法償還外債、彌補外匯儲備的虧空，之后則傾向于較多地積累外匯以防范風險。目前，國際社會對個別國家出現流動性問題仍無其它較好的解決辦法。有人提出，在這個問題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發揮更大的作用。
周小川同時提出，個別對沖基金仍有惡性投機的問題。一方面，不能因有所管理而抑制創新，降低經濟體的靈活性；另一方面，對資本過度流動和過分投機的擔憂又會導致多個國家官方外匯儲備的增長。他提議，對沖基金較多的大國、富國應考慮是否制定相應制度。（完）
（記者張旭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