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陽光燦爛的上午，作為當初步行到昆明的西南聯大學生之一，任繼愈先生在他的辦公室為記者回顧了那段青春之旅。今年3月，在年近89歲之際，任繼愈從國家圖書館館長的位置
上退了下來，“我已經在這個位置上18年了！”他感嘆說。作為名譽館長，現在他每星期仍然要到館兩天，因為手頭上有兩個古籍整理的項目尚未完成。
回憶往昔，任繼愈感慨不已。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師生奉當時教育部之命南遷到長沙。此時正值暑假，就讀于北大哲學系馬上要升入四年級的任繼愈，在家鄉山東平原縣從報紙上看到學校師生到長沙報到的消息，直接趕赴長沙。三校合并的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在長沙開學半年后，因南京失守，又奉命遷云南昆明。
當時路線有3條：一部分從長沙乘火車經廣州轉香港，然后由香港渡海到越南河內，乘法國的滇越鐵路火車到昆明；一部分由長沙乘汽車到廣西桂林，由桂林到昆明；再就是由湖南出發步行，走到昆明的“湘黔滇旅行團”了。
共有師生200多人的“湘黔滇旅行團”只限男生參加，還要體檢合格，并且都填寫了志愿書、打了防疫針。任繼愈報了名，被批準了。
這段徒步旅行的過程，也是學生們離開書齋，走向社會，直接接觸農民，初步認識農村，參與社會實踐的過程。
沒走過長路的任繼愈像不少同學一樣，走了沒幾天腳上就磨出了血泡。剛開始走得很辛苦，當腳上再磨出繭子以后，就相對輕松了，很多同學和老師爬山時經常還要借助木棍或竹竿等做的臨時手杖。
行李鋪蓋放在隨行的卡車上，隨隊伍運到宿營地。每人挎個挎包，帶點干糧和水碗以及一把雨傘。學美術出身的聞一多當時帶著畫畫本，沿途速寫。大家在路上情緒一直很飽滿，所見所聞讓他們感到很長見識。在有些地方，比如貴州，還與少數民族一起載歌載舞開過聯歡會。
“這次旅行使我有機會看到了中國農村的貧困，同時也看到中華民族的根是扎在農村的。抗戰的勝利全靠農村的支持，全靠農民無私奉獻。中華民族有非常堅定的信仰，有很強的凝聚力，為抗日統一，各個民族是一致的。他們參軍打仗，出糧出錢，為了民族的存在，甚至獻出生命，中華民族了不起！”研究中國哲學的任繼愈，切實感受到書本上讀到的中華民族“勤勞、勇敢”的特質，他也開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與眼前的農村現實發生關系，力圖去探究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傳統哲學。
聯大生活，最讓任繼愈懷念的是學校風氣比較開放、民主氣氛濃厚，每天晚上有學術報告，講文學、講政治等，還有話劇團、詩朗誦，師生們的課余活動比較豐富。由于昆明在當時是貫通國內外的交通要道，很多從國外歸來的各界人士都經過昆明。比如，徐悲鴻在西南聯大講過他的俄國之行，杜聿明將軍講在緬甸攻克密支那城，消滅日軍的經過，也有一些外國教授如牛津大學的道濟教授也來這里介紹牛津大學。學生們在正規的課程以外，不斷吸收書本以外的知識，視野比較開闊。
大家不光信息豐富、思想活躍，聽課也比較隨便，師生之間的學術民主也很可貴。楊振聲教授指導畢業論文，一個學生選的題目是近現代文學，由于觀點與老師不一樣，很久沒有動筆，楊老師得知后鼓勵他說：“只要有根有據有論證，就可以寫出來，學生和老師完全一樣怎么有學術的進步？”這種風氣在聯大很盛行，影響到學生們自由討論的空氣。
西南聯大在云南八九年，影響很大�！斑@三個學校學風好，研究學習氣氛很濃，自由討論的空氣濃厚，體現了百家爭鳴！”任繼愈歸結說。 (本報記者 王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