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聞主體】蔣某為達到扒竊犯罪后“拘留所不收”的目的，故意使自己感染上艾滋病。“艾滋病毒反應呈陽性者，符合《罪犯保外就醫執行辦法》附件中規定的‘罪犯保外就醫疾病傷殘范圍’。”這樣的“艾滋病扒手”，令撫順反扒刑警們頗感無奈（8月4日《華商晨報》）。 這位扒
手為了逃避法律制裁，居然拿生命來開玩笑，這不但是扒手的悲劇，更是法律的悲哀。 法律是公平的藝術，文明的使命告訴我們應該對弱者“網開一面”。適當給法律地位上的弱者一些特權，在基本的法律條款中增加一些特例，這也是社會文明、法治進步的表現。 但法律的特例也給人留下了鉆空子的機會。“寬待”弱者，本來是為了追求更大意義上的公平，但是通過不正當的手段，使自己在犯罪之后“突變”成法律上的弱者，從而享受弱者待遇，這又將制造新的不公平。 雖然《罪犯保外就醫執行辦法》規定采取非法手段騙取保外就醫的，應予以收監執行，但像這種“突變”成了艾滋病人的罪犯，難道就不讓他們就醫了嗎？這又怎樣體現人道呢？ 另外，這些犯人身上攜帶著高危的艾滋病病毒，萬一出去后對其他人群惡意傳播，后果將不堪設想。 如何建立相關的制度來給騙取“法律弱者待遇”的罪犯以相應的處罰，從而獲得矯正后的公平正義，以及如何加強宣傳去預防騙取造成的悲劇，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孟楨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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