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幾戶人家以家庭為單位住在哈爾濱太陽島上，他們的生活目標只有一個——喚醒“植物狀態”中的親人。
太陽島上的特殊群落
6月17日凌晨3點，70歲的母親醒了，在早晨的微光中她第一個動作就是去摸另一張床上兒子王世軍的臉頰
，兒子鼻孔里的氣息呼在她的手上，讓她感覺踏實，昨晚給他四次翻身的疲勞立刻就散了開去。
王世軍合上6個小時的眼皮過了一會兒也猛地張開了，瞪著天花板。臉色發白。他每天都是這個時候醒——但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睡醒。按照他的主治醫生王德生的說法，王世軍的大腦依然沒有意識，不能感知。
他不會說話，身體不會動。除了眼皮會關上打開，他38歲的生命就像病房窗臺上的盆景一樣，以最原始和本能的姿態活著。
從2002年1月出事至今，他一直保持著醫學上稱作的“持續性植物狀態”。
王世軍住在哈爾濱太陽島上，6月中旬，這個著名的避暑勝地草木茂盛。在島上的一個幽靜的角落，有一群人也像植物一樣生活著。
他們有呼吸、脈搏、血壓，體溫正常，有睡眠和覺醒的周期，有哭和笑的表情，眼球也能隨著光點的移動發生運動，但這些都是機體內部的自然反射，并不是一種有意識的反應，對于自我和周圍環境，他們已經沒有任何認知能力。
這個角落就是黑龍江省康復醫院最特殊的病房——“植物腦狀態復蘇中心”。一間病房就是一戶人家，房內家居布置，有電視機，小冰箱，有的門上還貼著對聯，窗臺上種著花草。
這幢兩層的樓房一共住著三十幾戶人家。他們以家庭為單位常年累月住在這里，聚居而成鮮為人知的“植物人村”。
住在這里的家屬們彼此非常熟悉，就像親人一樣，見面聊聊家常，誰家有事出門，會幫著照看一下病人，做一下飯。
植物人的促醒是最關鍵的步驟。村里住著的病人沉睡的時間長短不一，早醒過來的人家就把自己家病人怎么蘇醒的過程一一說給那些還沒醒過來的病人家屬聽，互相鼓勵。
如果哪天“村”里有病人清醒過來，就成了村里所有人的重要日子。大家都會過來問候，一方面是祝賀，一方面是羨慕，一方面又覺得自家的病人也多了一絲復蘇的希望。
來之不易的吞咽
從兒子的眼皮睜開那刻起，母親就在他耳邊跟他說話，大聲喊他的名字——“王世軍。王世軍。”母親在此之前一直喊他的乳名“小魁”，小時候這么喊是因為兒子生得比別人家的壯，大了兒子有180多斤，喊著也很貼切，“現在不敢這么喊，揪心。”
在成為植物人之前，王世軍在內蒙古大興安嶺一個林業局當司機，每個月能掙1000塊錢，在那個小地方已經很可觀了。他還有個12歲的兒子。2001年那一整年，他和老婆之間糾紛不斷，后來有一天老婆鬧著要離婚，他說什么也不肯離，老婆請來弟弟幫忙，小舅子血氣方剛，幾句不合一刀就捅到了王世軍一個胳膊上。血往外涌，送去急救，到了當地一個小醫院。直到進手術室縫針，他的神志仍然很清醒，見是一個自己認識的醫生，還向他要了一根煙，笑瞇瞇地抽完了再上手術臺。
他這一上手術臺就再也沒有清醒過來。手術期間竟然發生了心臟驟停，搶救后保住了性命，卻成了植物人。
母親至今沒有得到當地醫院有關這次醫療事故的確切說法，她自己猜測大概是麻醉藥用過了量。
該吃早餐了。母親先用棉球蘸水潤濕王世軍的嘴唇，保持水分不致開裂，然后剝了一個香蕉，用勺子一點點扒碎了送到王世軍嘴里，他的嘴開始本能地蠕動、吞咽，食物就慢慢地一寸一寸地吃進去了。本能吞咽這個動作，讓母親耐心地等待了兩年。剛開始他吃東西只能靠鼻子上插一根長長的細小管子，進食流質。她清楚地記得以前只要一喂食，兒子就會把食物細沫一個不剩地噴出來，噴得全身都是。但她還是堅持無數次地把攪碎的食物細沫塞到他的嘴里。
終于有一天，母親看見王世軍的下巴活動了一下，食物一咕嚕鉆了進去，沒有噴射。“吞咽”這個動作的發生無異于給母親打了一針興奮劑。
和床一起站立
照顧病人的家屬常年和病人住在一起，每天按時做飯吃。病房門口的墻邊，幾個菜農干脆把菜攤擺到了“植物人村”
口。每天早上家屬們就在這里和菜農討價還價，也互相打聽怎么做菜給病人增加營養。人聲喧嘩，已經蘇醒過來的病人坐在輪椅上曬太陽。
9點一到，王世軍的母親就騰地站起來，給兒子換上剛買的新褲子，給他的兩只腳穿上襪子，再套上一雙黑色的軟布鞋。他的腳十分干凈，沒有一絲皮屑，沒有一點味道，母親早晚給他擦洗兩次。
上午9點，是王世軍的站立時間，站立是為了防止他的肌肉萎縮。母親和護工一起把王世軍從床上搬到輪椅上。輪椅是經過母親自己改造的，王世軍全身沒法動，背脊要彎，頭要垂，她就在一般的輪椅后面裝上一塊木板，木板上拴著一根粗粗的紅布帶子。紅布帶子套在王世軍的頭上，固定他的頭部。他的腳直挺挺地搭在輪椅腳踏板邊上，母親蹲下身子把他僵硬的腿腳弄彎曲，讓他的鞋底踩在腳踏板上。
母親推著輪椅出門向前，到了醫院的大廳。母親和護工一起再把王世軍從輪椅上抱到鐵床上朝天躺著。
一個植物人如何能站立起來呢？
母親開始給他在肩部、腰間、大腿、小腿幾個部位都扎上皮帶或繩子，把他綁著固定在鐵床上，皮帶底下都墊上了軟毛巾。母親邊墊邊問：“兒子，疼不疼，難受就給媽哼一聲。”母親將他頭部的那根紅帶子繞過他的額頭固定在鐵床上，在他的頭頂、兩個胳膊外側和兩腿之間都墊上軟軟的白色小枕頭。一切忙碌完畢，母親便開始用力地搖鐵床，鐵床這頭徐徐上升，暫停，讓他斜著站會兒，適應一下，然后母親繼續搖，直到鐵床最后上升到直立位置，固定在鐵床上的王世軍也被帶著站了起來，但是兩腳尖無力地向里側傾斜，母親把最后一個小枕頭墊在他的兩腳之間，他的腳終于保持直立地踩住了。母親的這一連串動作已經重復了幾千遍，極為熟練。
在他站立的半個小時里，母親面對著他，兒子高過母親一個多頭，她仰著頭看著他。
“兒子，往這邊瞅，看誰來啦？”她邊說邊去把兒子的頭從另一側扳過來，為的是運動他的脖子。他的手指蜷縮著，顏色發紫，母親站在他的對面握住他的手，給他一個一個地按摩手指頭。
時間長了，王世軍的嘴里就本能地發出呼嚕呼嚕的聲音。“怎么了，兒子，哪兒不得勁了？”母親說，“再堅持會兒，兒子，站夠30分鐘，咱們再下來。”
有醫院里的病人家屬經過鐵床邊，嘆一口氣，然后跟著母親一起喊——“王世軍。王世軍。”
盡管有紅帶子套著鐵床將頭固定，王世軍的頭還是一再地耷拉下來，耷拉下來，兩個眼睛往上翻。
醒了一半的兒子
在醫院大廳的另一側，28歲的劉興華坐在輪椅上，表情呆滯，轉過頭來，看著站立起來的王世軍，突然興奮起來，咧開嘴笑了。
2003年12月2日，劉興華以“持續性植物狀態”入院。他此前剛從哈爾濱工業大學計算機系碩士研究生畢業，在哈爾濱的一個高科技公司做軟件開發。試用期剛過十幾天，他乘坐的單位公車在公路上出了車禍，造成重度腦挫裂傷，蛛網膜下腔出血，左右顱骨骨折，經法醫鑒定為一級傷殘。
劉興華的植物狀態持續了3個多月。山東老家務農的父母一直在他身邊守護著，從一個研究生到植物人，老兩口怎么也想不開，經常抱頭痛哭。“兒子上了7年大學，花費7萬多，家里已經負債累累，沒想到孩子剛開始掙錢就碰上飛來橫禍。
”
3個月過去，劉興華到了能否脫離植物狀態的最后關頭。2004年3月的一天，護士來查房，她手里拿著一顆糖，在劉興華耳邊說：“你要是說話，我就給你一顆糖吃。”劉興華用力地張大眼睛，嘴里突然發出輕輕的一聲——“糖。”
從那天開始，劉興華算是醒了過來。他醒過來的第一個意識和吃有關，但沒想到蘇醒后的日子里“吃”成了他活著的最重要證據。看到任何吃的東西，他都拼命地伸出手來，去抓，去要，不給就大哭。他的性格也變得和3歲的孩子一樣，無理取鬧。他見到誰都笑，一秒鐘后就做出哭的姿勢。
母親沒辦法，有時候就打他幾下，讓他聽話，之后母親就后悔不已，“劉興華原來是個特別懂事的孩子，他每次過年回家都記得給奶奶捎回來一瓶東北大醬。”
劉興華現在醒過來的只有半邊身子和半邊腦袋。左手左腳能動，右手右腳偏癱。為了活動右手右腳，他也需要站立。他要靠墻站著，每天站三次，每次站立20分鐘。
為了省錢，他們不用醫院的站立設備——每站一次要7塊錢。母親推著劉興華回病房靠墻站著，由父母自己扶著他。站的時候偏癱的右腳會疼，他從來不愿意站。每到這時，他就不停地哭鬧，母親把準備好的餅干遞給他，他就拼命地往嘴里塞，終于肯乖乖地站著。父母對望一眼，滿臉的愁容。
長期毫無節制地吃，讓劉興華的身體越來越胖，從原來健康時的110多斤猛增到現在的160多斤。矮他一頭的父母扶著他一會就開始氣喘。
站立完了，他坐在輪椅上，母親用塑料袋幫助他大小便。然后他就堵在病房門口，朝每個從門前走過的人打招呼，他高揚起手，看到熟悉的人，嘴里蹦出剛學會的詞——“你好。你好。”陌生人走過，他就把手掌放到頭頂，出人意料地做出個猴子的手勢盯著他看。
對門王世軍的母親看見了，說一聲，“這孩子現在多好啊。”她回過身看一眼躺在床上的自己的兒子，喃喃自語道：
“我的兒子能醒過來，我相信。你說他什么都不懂嗎﹖我仔細琢磨，也數過，我兒子只要喘出六口長氣，眼睛就嘩嘩地開始流淚。他心里也許比誰都明白呢。”
陷入困境的家庭
這是母親善良的愿望。康復醫院副主任醫師王德生認為，從醫學上看，他幾乎沒有促醒的可能了。“王世軍已經保持植物狀態3年半了，這種情況在醫學上我們一般放棄治療了。”
除了每天的站立之外，王世軍目前已經不接受任何治療。王世軍現在仍住在醫院里是因為母親的堅持。他目前的住院費用依靠內蒙古出事醫院給的賠償來支付。“第一年每個月還按時給我們6000元，后來追著要才給，現在已經停了好幾個月了。”王世軍的家人在內蒙古起訴醫院的判決最近剛知道結果，敗訴。
劉興華雖然脫離了植物狀態，但是后期的康復漫長而不容樂觀。劉興華工作的單位給他支付了早期手術治療的13萬后就再也不愿意掏錢了。到目前為止，劉興華的治療已經花去了近30萬，后期康復包括3個項目正在進行中，借遍了所有的農村親戚，他們再也拿不出錢來了。2005年5月17日，劉興華的父親只好將兒子的單位告上法庭，請求法院判決人身賠償共246萬。在所列的費用清單中最大數額的一項是后續康復治療費120萬（以每月1萬元，10年計算）。
劉興華的父親這幾天跑了兩趟兒子的單位，請單位出示一個劉興華在此工作的證明，沒想到公司的老總怎么也不給簽字，還說是在試用期出的事，能負擔這些錢已經不錯了。
令父親納悶的是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05年5月11日出具的法醫鑒定書認為：劉興華殘后不再保護治療。但黑龍江康復醫院診斷劉興華為腦外傷術后后遺癥，偏癱，言語障礙，還需進一步康復治療，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兒子醒了，可是他竟然連爸媽都認不出來，這能不繼續治療嗎？”劉興華的父親說。
官司馬上就要開庭了，父親感到很不安。母親則一聲不吭地陪兒子坐在床沿上，用她的左腳勾住兒子偏癱的右腳來回晃動，見縫插針地訓練他腳上的肌肉。
一個家庭出現一個植物人，給整個家庭帶來的經濟窘境讓人難以想象。即使植物人恢復了意識，后續的康復治療花費也極其昂貴。不少家屬甚至賣了房子四處舉債也難以維持。
而那些由于外傷導致的植物人背后，幾乎都有一場要賠償費的官司，但是能打贏的少之又少，巨額的賠償費讓肇事方想盡各種辦法避開或減少賠償。“前兩天去，公司還好好的，一說要和他打官司，去工商局查檔案，這個公司竟然已經注銷了。”一個追要賠償的家屬說。
奇跡何時來臨？
從1991年全國首創以來，黑龍江省康復醫院植物腦狀態復蘇中心接受促醒治療共300多例。據統計，其中30
％的病人被促醒，而更多的人則依舊保持植物狀態，或者回家維持基本的營養，不再治療。
記者試圖去尋找因沒有促醒的可能而離開醫院的植物人病人。在哈爾濱市長江路的一個居民小區里，記者見到了因腦出血已經持續植物狀態一年多的52歲男病人，他不會吞咽，只能靠鼻子上的小管子進食流質，瘦骨嶙峋。
妻子一直精心地護理著他，每天晚上都給他翻幾次身，“一步也不敢離開他的身邊。”她依舊盼望著有一天他能突然醒過來。
妻子握住丈夫瘦削的手，嘆出一口長氣。家里拮據到現在連消炎藥也買不起了，值錢的東西都賣得差不多了。“要是有錢，我多想讓他住院去啊，那也許還有個盼頭。”
王德生醫生告訴記者，他見到的存活時間最長的植物人出現在8年前，一個母親帶著她的兒子來醫院治療。他成為植物人已經15年。母親帶他輾轉數家醫院，仍沒有放棄希望。經過檢查證實這個病人已經沒有任何促醒的可能，康復醫院婉拒了他入院治療。“這么長時間的病人的存活時間完全取決于家屬的照顧質量。只要家屬一放棄供給食物，他的生命隨時可以終止。”目前如果這位病人還活著，那就長達23年了，由于當時醫院還沒有建立植物人網絡，誰也無法獲知這位病人的近況。
而家屬們總是希望奇跡的降臨。只要天氣晴朗，王世軍的母親總是在早上和傍晚推著輪椅帶他出去。醫院就在哈爾濱著名的風景區太陽島上，王世軍總是耷拉著頭，瞪著眼睛，脖子上掛著白紗布，穿過喧囂的游覽觀光的人群。當有車子從他身邊駛過，白發滿頭的母親一遍一遍對著曾是司機的兒子重復著——“王世軍，聽聽，這是啥聲音，是你開的車不？” □本報記者
沈穎
責任編輯：屠筱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