尷尬之 無組織可靠 吳宏 自由攝影師
最早我一直認為１９８０年后出生的孩子更多應該為自己活著，所以我一向非常自主，當初不上大學去攝影也和這種想法有關，現在經過四年的風風雨雨，我開始慢慢理解父母的心，也開始考慮購買各種保險。從今年開始我通過商業保險，給自己上了養老保險和意外傷
害險。因為婚姻、生活都很現實地擺在眼前，你必須免除家庭的后顧之憂，同時也少讓父母操心。但是自由職業者在國內目前沒有一個官方組織來管理，很多時候身份不被社會承認。當我遞上名片，別人看到“自由攝影師”幾個字，態度馬上會來個１８０度大轉彎，在這些人眼中，你只是攝影愛好者而不是攝影師。因為沒有組織，有時候要去一個地方拍片，門衛要求填寫單位，填不出來換來的是別人懷疑的目光，雖然我個人活動能力很強，這種情況下大多能突破進去，但是心里難免不好受。據我了解，國外自由攝影師同樣會有新聞部門頒發的證件，類同記者，工作上會便利得多。目前的這種狀況也導致現在自由攝影師拍攝商業照片的人占大多數，而拍攝新聞照片的人很少，實在是因為工作不方便。
欣喜之 重拾少年時代 胡北和他的伙伴們 音樂制作人
四個人是發小，高中時一起組樂隊，在圈子里頗有點名氣。上了大學后，兩人學計算機，兩人學工商管理，因為學業繁忙，暫別樂隊，但有時間湊在一起還是做做音樂。大學畢業后，四個人都進入了公司工作，有的做出納，有的做財務，胡北在中央電視臺做錄音師，業余時間聚會四個人開始研究音樂。工作擴大了各自的交流圈子，同時也給大家帶來了一些商業經驗，一次胡北的一位和文藝圈非常熟的朋友，將他寫的歌拿給一位很有名氣的歌手，結果歌手非常滿意，唱片公司的反饋效果也非常好，這讓胡北和他的伙伴們異常興奮，同時一個大膽的想法萌生：辭職，做音樂制作人。
接下來的日子里，四個人拿出了全部積蓄，先去學習自己不熟悉的硬件設備，如調音臺、音頻卡、錄音棚聲場等，然后大張旗鼓地宣傳自己，結果由于對資金管理缺少經驗，對花費的每一筆錢缺少控制，四個人的ＳＯＨＯ日子一度非常窘迫。好在大家非常團結，共同想辦法，將手中的音響設備出租給一些公司做現場活動，為他們出主持人，出樂手，沒想到這一招不但挽救了大家的“前途”，還因為在現場播放由他們創作的歌曲而引起音樂公司的注意，結果沒花一分錢就攬來了大買賣，為某知名歌手寫歌。
現在胡北和他的伙伴們已經開始了公司化運作，如果你看見了“浩訊傳媒”這個名字，那老板就是胡北和他的三個發小，但胡北一再告訴記者“他們現在還是四個為了逃避苛刻的上班作息時間的音樂自由職業者。”
尷尬之 無權益可維 寶貝熊 專欄撰稿人
我是一個自由撰稿人，這些天正郁悶著呢。一年前經別人介紹固定給一家雜志社寫稿。開始稿費按月都能付給，后來就兩三個月付一次。因為考慮到這是一家非常知名的傳媒集團辦的雜志，而且我是和主編直接打交道，所以也沒有多想，仍然按月供稿。有一天突然接到了這家雜志社主編的電話，告訴我他離職了，原因是他向領導爭取按月如數支付我們這些自由撰稿人的稿費，結果惹怒了領導，剛好趕上他合同到期，公司也就不和他續簽了。他還一再向我保證，一定會把欠我半年的稿費給追回來。接下來的日子我時常接到這位主編的電話，告訴我他在爭取，一段時間后又會告訴我他已經找好律師準備起訴這家雜志社，肯定能夠勝訴，但是我們每個人要分攤一些律師費。我對該主編的誠意毫不懷疑，但是對自己作為自由撰稿人的權益真的不知道該如何保障。首先，我沒有和他們簽過任何協議，唯一能夠證明的就是已經出版的雜志上我的名字，而面對他們，我感覺作為一個ＳＯＨＯ的渺小，更不想牽扯上什么官司。四月份，我曾經試圖打電話找他們索要稿費，對方的答復是：一定會支付，但是不可能一次性支付從去年５月份到去年１０月份的全部稿費，而至今我只收到了一個月的稿費，我該怎么辦？
欣喜之 碩士變股民 張濤 自由股民
張濤畢業的時候，沒進單位，按照戶籍管理規定，戶口被“打”回街道。當張濤帶著戶口簿去街道辦“打回”手續時，民警捧著他的碩士學位證書愛不釋手，遲遲不忍在戶籍材料里寫下“待業”兩個字。民警鼓勵他說：“雖然發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但是金子一定發光。”最后民警一臉惋惜，張濤卻仿佛如釋重負，掩不住心中歡喜，因為“待業”的日子他已等了很久。
以后總是有人問他，“為什么畢業不工作”，接下來一般是：“你讀計算機，研究生，大好前途呀……”善意之下，旁人認為他現在的身份——自由股民，走的不是“正途”。
張濤的邏輯是這樣的：我之所以學計算機，是因為我喜歡，我還有其他愛好，還有其他能力，為此我還想做其他事情。至于為什么要做自由股民，那是我其中的一個興趣，對我而言，炒股是個相對公平的數學游戲，在該游戲中，金錢是獎品，比的是心智，不會涉及到我最不擅長的人際關系。
對于自己選擇的這個“正途”，張濤還有這樣的看法：這是條陽關大道，和整個世界相比，擇業一條路總是太窄，而且太多人爭著往里擠，對此我并不喜歡，除非我接受“擁擠是一種樂趣”。陽關大道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在路上，所有人都往一個方向走，仿佛被什么驅趕著。
尷尬之 無公章可蓋 妹妹 自由網絡工程師
在單位怎么看老板怎么不順眼，尤其他居然莫名其妙地扣了我的工資，一怒之下我冷嘲熱諷快活了自己的嘴，痛快了自己的心，我炒了老板。回家跟老公一商量，老公說“馬上就要奔三十的人了，我看你也是高不成低不就，索性回家呆著算了。”老公的話部分合了我的心，我是要回家，但是不能呆著。就憑我這建網經驗和數學腦袋，怎么我也得混個ＳＯＨＯ做做。結果如愿以償，我成了ＳＯＨＯ，朋友公司事關網絡的小活兒都包給我來做。每天不用朝九晚五，不用望著一片車海嘆氣，我快活了三個月，煩惱很快來了。朋友公司按勞務給我開出報酬，給了張支票，結果會計一時疏忽出了點問題，領取現金的時候，對方非讓我加蓋單位公章，但我卻無單位、無公章可蓋，只好上街道辦事處央求人家開證明書，可光憑身份證，街道也不能給我開個“自由職業者”的證明，沒辦法我只能央求朋友好人做到底，拿回公司重新辦。這么一折騰，我也學乖了，以后是凡接活，先問人家要不要蓋單位公章，因為我可沒地兒蓋去。
欣喜之 我成了老鄉的救星 謝寶貴 新聞報料人
去年８月的一天，謝寶貴在街上看見一起交通事故，抱著試試看的想法，撥通了一家報社的報料熱線，結果讓他興奮的是，這條線索很快就被該媒體采用，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報紙上，并得到了１００元報料費，謝寶貴激動得整晚睡不著覺，只有高中文化的他體會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榮譽感。
年底，謝寶貴和老婆商量，決定專門做新聞報料人。老婆為支持他工作，用省吃儉用省下來的錢給他買了一輛電動自行車。為了培養自己的新聞敏感與新聞意識，謝寶貴逢報必讀，久而久之，摸索出一套經驗，報料的“命中率”明顯提高。現在謝寶貴每天奔走于整個北京城，風雨無阻，已有近百條線索被媒體采用，其中有一家報社采用了近６０條，半年的時間里謝寶貴賺到了８０００元報料費。
報料給謝寶貴帶來成就與收入的同時，也帶來了一定的風險。一次，謝寶貴聽說一個地方生產假冒調料，為了使所報料更加準確，他一個人悄悄去摸底，還大著膽子走進黑乎乎的作坊里，險些被發現。
現在謝寶貴儼然已經成為報料的行家里手，而報料除了帶給他一筆可觀的報酬外，也開始改變著他的生活。在老鄉眼中，這個名字經常上報紙的報料人成了他們的“救星”，每次，老鄉們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事，就找他來傾訴，希望謝寶貴能告訴媒體，謝寶貴篩選后將這些線索報料給媒體，大部分得到了解決，他的名聲因此越來越大。
尷尬之 無身份可證 某自由撰稿人
現在，每逢登記或填表，我就寫上“自由職業者”。“我覺得一個人是否屬于“自由職業者”，界定的標準就看是不是有工作單位。“自由職業者”中包括的行業比較多，我是寫稿的，細分起來應是“自由撰稿人”，現在的我肯定不是傳統概念中的“作家”，但這并不重要。我從心里感謝這個時代給予個人的自由。過去，幾位指導寫作的老師都極熱情極努力地想把我調進文化部門，但受體制和身份的限制而屢屢受挫。如今，人們的擇業不受過多限制了。實際上，自由職業者的增多是一個國家市場經濟日趨成熟和走向法制化的標志。
然而，我仍然希望能有“人才交流中心”那樣負責保存“自由職業者”檔案的機構，管理所有的“自由職業者”，以免尷尬和麻煩。比方說我在采訪時往往會比有單位的作者多一套程序，不但要把自己的身份解釋清楚，往往還要拿出以前做記者時寫的文章進一步驗證。有一次參加一個研討會，文章發表前編輯部來函索要“工作單位、職稱”等個人簡歷，我如實告之，但文章發表時作者身份是“某地一居民”，令人哭笑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