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溫州商人的“五問”
僅僅去年，從溫州金融機構進入山西的資本，就達40億。這些資本引發了怎樣的震蕩？
山西某縣級市領導：“別看溫州人有了錢就得意，我要他們停產他們就得停產！”
溫州商人很委屈：安全事故、煤價上揚，板子能都打在
溫州人身上？
每個月，溫州商人陳雨(化名)都要坐上飛機從溫州到太原來回跑上至少兩次。這位曾經的政府公務員，如今的身份是煤炭投資客。他還被很多人目為“溫州炒煤團”成員。在經歷近兩年的投資后，他有很多疑問。
一問：資本有姓氏嗎
陳雨斷斷不肯承認自己是在炒煤，更不愿承認溫州存在這樣的一個團體。他氣憤地說：“溫州炒煤團，我不知道是誰給命的名，這不合情理，資本有姓氏嗎？”
之所以氣憤，是因為他覺得人們誤讀了溫州投資者。他說：“別忘了，很多溫州投資者很早就投資山西煤炭生產。當初煤炭市場疲軟，投資者獲利不多，有的甚至還虧了本。現在，煤價上揚，我不否認有些投資者獲得巨額利潤，但是，仍有約1?3的溫州投資者在虧本啊！”
陳雨認為，要把煤炭“炒”起來，首先，溫州人需要控制銷售權。但溫州人投資煤炭主要在生產領域，而無煤炭經銷權，再加上他們的煤炭生產量也只有1?10左右，無法控制煤價。
其次，必須有一定的市場占有量。10%的產量能控制100%的市場嗎？誰能把這些分散的煤礦組織起來“炒作”？
“因此，‘溫州炒煤團’的說法純屬無稽之談。”他干脆地說。
有個縣級市的領導曾在大會上這樣說：“別看溫州人有了錢就得意，我要他們停產他們就得停產！”這話讓陳雨很寒心。
二問：安全事故頻發責任在誰
面對頻頻發生的煤炭安全事故，陳雨顯得很無辜，他問：“溫州人投資山西煤炭生產，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安全系數？”
他說，僅僅去年，從溫州金融機構打到山西的資本就達40多億元。這么多資金的投入，恰恰改善了生產條件，提高了安全系數。“媒體對溫州商人的評價不公平，安全問題是因為溫州人投資后才發生的嗎？其實，溫州商人恰恰改善了挖礦條件。”
從前，山西很多小煤礦大多是“獨眼井”，安全條件極差。溫州很多投資者傾家蕩產去山西發展，最大心愿是能平安賺錢。首先就引進先進設備，確保安全生產。安全成本大概占總投資的20%。即使如此，仍可能發生事故。
在對待事故上，很多事情也讓陳雨不能明白。他說，曾有一位溫州商人承包的煤礦里發生安全事故，當他向當地政府匯報時，一些官員竟不受理。等礦主上報事故后，那些官員又以種種理由進行罰款。最后，這位礦主實在無力負擔罰款，被迫變賣煤礦遠走他鄉。
因此，對于一些煤炭安全事故，一些人不認真調查原因，反而把板子全打在溫州人身上，陳雨覺得十分委屈。
三問：到底是提高還是降低了效益
商人以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承包山西人的煤礦，我們首先要進行大量投入，以提高產量。”陳雨說。
溫州人相對本地小煤窯，更按規章流程操作，首先考慮是安全，然后考慮產量。由于引進了先進技術和設備，以前年產3萬噸的煤礦，在溫州人投資后，年產可達20萬噸到30萬噸。
“只看溫州人賺了多少錢，卻不看溫州人付出了多少的資金和智慧，承擔了多少的風險。這不公平！”他說。
四問：煤價為何這么高
“把煤價高漲怪到溫州人頭上，也沒有道理。”陳雨抱怨。
首先，這是宏觀經濟的影響，高耗能產業增加，對能源的需求大，因此煤炭供不應求，價格自然要高。
其次，煤炭生產管理的冗多繁復，也是造成煤炭價格高企的原因。他說，光管理煤炭生產的部門就20多個，如國家安全生產局安全站、地方安全生產局、地方煤炭局、國土資源局、公安局、林業局、環保局、電力局、工商局、稅務局，同時，各個部門還有糾察隊，職能交叉重疊，再加上當地各級政府以及村委會，都會往煤炭上去“咬”一口。這樣大的管理成本，當然造成煤炭價格高漲。
再次，經銷環節也推高了煤炭價格。一噸5號煤炭從礦井出來，賣給擁有專有經銷權的企業，大概在180元。但過了經銷商的手，加上90元運費和13%稅收，理論上不到400元，而現在的市場價卻要630元！
煤炭銷售和運輸環節都是壟斷的，要銷售，就要向相關公司爭取指標，這些指標很容易成為某些人權利尋租的機會，增加成本；到了火車站，還要交各種各樣的費用，如站臺費。因此，煤炭的銷售和運輸成本相當高。
五問：溫州人投資對山西有貢獻嗎
“溫州資本，對于山西這個缺乏資金的省份來說，無論如何是個好事。”陳雨列舉了溫州人的貢獻：
以前，山西煤炭由國家定價，價格在每噸20元到30元，很多企業掙不到錢，安全投入根本談不上，形成歷史欠債，造成現在事故頻發。溫州人來之后，進行技術改造，有些煤炭工程師是從全國各地高薪聘請來的。溫州人的煤礦中，生產礦長最高年薪達600萬元。正如山西省委一位領導說，溫州人來了之后，對山西煤炭的安全生產和資源利用有很大的推動作用。
同時，溫州人企業相對保護了當地資源。如果按照當地小煤礦獨眼井的方式挖煤，生產效益很低，很多煤礦只采了一成就被廢棄，浪費嚴重。
更重要的是，溫州人來之后，促進了當地的思想觀念的解放。很多人通過學習溫州人而懂得利用市場規律辦事。（屠知力 王偉健）
“溫資”扮演先行者
與溫州大學經濟學院馬津龍教授的對話
“溫資”充裕，需找出路
記者：我在采訪中發現，很多山西人對溫州人既佩服又害怕。
馬津龍：溫州民營經濟發達，溫州人能吃苦，能更多地創造和積累財富，因此民間資本充裕。同時，民間資本的投資渠道還不夠。政府應該鼓勵和引導，讓民間資本發揮更大的作用。
資本最大的特性是逐利，而溫州人喜歡賺錢，更喜歡讓錢生錢，因此在外投資的溫州人比較多。
不要敵視投機者
記者：是啊，提起溫州人，人們會想到“溫州炒房團”，如今又有“溫州炒煤團”。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馬津龍：炒是形象說法，指的是先購進某物然后趁高價拋售，是一種投機行為。從這個意義上說，“炒房”，可算得上是投機行為。拿“溫州炒房團”來說，當初并非為投機，是看到上海房價較低而買來自用的。后來，溫州人發現，上海房價慢慢上漲，且呈現持續的過程，因此，才有投機行為出現。
而所謂“溫州炒煤團”，其實不存在投機行為。溫州人當初投資煤炭，并沒有炒作動機，他們是投資在生產領域，是一種投資行為。
其實，即使屬于投機行為，只要合法，也無可指摘。投機者也要承擔風險。現在往往只看到溫州人成功的一方面，卻忽視了他們中的失敗者。如果一個社會人人都去投機，那不是投機者的問題，而是社會的問題，因此，即使面對投機者，我們也不應該敵視。更何況，在山西的溫州人是投資當地產業，當地政府應該持歡迎態度。
記者：可是，一些地方政府并不太歡迎溫州資本，或者說是又愛又恨。
馬津龍：政府要改變觀念。不要在缺乏資金時，就歡迎資本進入；看到資本贏利時，又害怕利益外流，拒絕資本。如果需要資金改造小煤礦，就歡迎溫州資本；煤價上漲了，看到溫州商人獲巨額利潤，又心理不平衡。這不是明智的態度，不但損害投資者利益，也對當地經濟發展帶來不利影響。
最大意義在于沖破障礙
記者：姑且借用“溫州炒煤團”的稱呼吧。“炒煤團”與“炒房團”最大的不同，在于民間資本開始進入煤炭等國有壟斷行業。您如何看待這種變化？
馬津龍：這是溫州資本投資煤礦的最大意義所在。民間資本進入煤炭等國有壟斷行業，本身就是一個進步，其意義不在資本獲利與否，而是告訴人們，這些領域的民資進入門檻并非高不可攀。以前，我們總以為某些行業不能引進民間資本，認為引進民間資本后會出現種種問題。現在看來，只要政府起好監管者的作用，同樣可以引進民間資本，而且其效益會更高。
從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過程來看，都是先由民間資本去沖擊，然后才會有某行業的逐漸放開。我知道，溫州資本不僅進入煤炭，還進入石油領域，而且最終證明了，這些行業是可以由民間資本來投入的。
所以，“溫州炒煤團”的意義，在于扮演著民間資本沖擊國有壟斷行業突破者和先行者的角色，這比純粹討論封殺還是放開“溫州炒煤團”更有價值。（王偉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