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深圳市公安局龍崗分局龍新派出所在其轄區大街上懸掛了寫有“堅決打擊河南籍敲詐勒索團伙”字樣的橫幅，此事經媒體報道后，引起了河南籍人士的不滿。4月15日，鄭州市民任誠宇和李東照(均為河南籍)以深圳市公安局龍崗分局的行為侵害了二人的名譽權為由提起訴訟，要求被告在國家級媒體上公開賠禮道歉。目前，
鄭州市高新區人民法院已正式受理這起全國首例地域歧視案。(《新京報》4月17日)
筆者雖非河南人，但和上述兩位鄭州市民一樣，對“堅決打擊河南籍敲詐勒索團伙”這一標語中所傳遞出的省籍歧視感同身受，完全支持他們對深圳有關方面的起訴和道歉要求，并認為，通過法律途徑解決地域歧視問題的做法值得贊賞，有利于杜絕類似事件的再度發生。不過，對于該案被當地法院受理，筆者認為未必妥當。
首先，根據《民事訴訟法》有關訴訟地域管轄的規定，“對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起的民事訴訟，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22條)，“因侵權行為提起的訴訟，由侵權行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轄”(29條)。顯然，作為被告的深圳市公安局龍崗分局的身份屬于“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范疇，而且其侵權行為也發生在深圳當地，因此，由深圳而不是河南的法院受理該案，更合乎律法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此案雖然只是由兩名鄭州公民提起的名譽權訴訟，但被訴的名譽侵權的對象實際上是所有河南籍公民，包括當地法官在內的人士事實上也是受侵害者，根據《民事訴訟法》有關審判人員與本案有利害關系的必須回避的規定(45條)，當地法官有必要對此案予以回避，否則難免陷入“做自己案子的法官”的程序非正義，即使勝訴，也不利于維護判決應有的公信力。
最后，從地域歧視訴訟的實際社會效果來看，由侵權發生地法院來審理、判決，其警示、防范作用也更為直接、明顯，畢竟，歧視是在這里滋生、出現的，要根治這種歧視土壤，當然也應該從歧視產生的源頭開始。
毫無疑問，包括地域歧視在內的各種社會歧視現象，從根本上講都是囿于迷信和無知的心理偏見，損害的不單單是河南人的名譽，而且是與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通的人格尊嚴，因此，要破除這種精神痼疾，就離不開全體社會成員在嚴格的法治軌道上的共同參與。
哪里有歧視就要在哪里反歧視，因為從反地域歧視的角度來說，我們都是“河南人”。（張貴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