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首席科學家曾光教授來我市授課。就當前社會關注的公共衛生問題，記者對曾教授進行了專訪。 問：外界很多人以為公共衛生問題就是傳染病問題，兩者是什么關系？
答：通俗地講，我們所關注的公共衛生問題是指
有一定的社會性，影響比較大，光靠個人、個體解決不了，要通過政府、社會共同努力才能解決的衛生問題。例如，環境污染引起氣管炎發病增加、肺癌增多。室內裝修過程中使用了不合格的油漆、涂料，或有放射性的大理石，從而對健康造成危害等，都可以構成公共衛生問題。 過去大家對公共衛生問題重視不夠，宣傳不夠，沒有形成熱點。SARS之后，公共衛生受到關注，不少人就以為公共衛生問題就是傳染病問題。實際上，這種理解是不全面的。傳染病問題肯定是公共衛生問題，但公共衛生問題不僅包括傳染病問題。
問：公共衛生問題范圍那么廣，政府和相關部門的防治工作是否也要分清主次？
答：我們特別強調那些如果政府不來管，會造成嚴重后果的問題。如有些重大傳染病，你不爭分奪秒地把它控制住，就會傳播給更多人，潛在危害更大，可以無限蔓延，無限復制，容易造成社會的恐慌。
問：SARS等重大傳染病的出現和流行責任僅僅在衛生部門嗎？
答：有人說存在公共衛生問題是衛生局、疾病控制中心沒有把工作做好，其實不然。公共衛生問題的出現與很多因素有關，涉及到很多領域。比如SARS的出現，與野生動物有關系，與人們的風俗習慣有關系，與當時的一些政策有關系。所以，公共衛生涉及社會的方方面面，大家都要面對。
問：什么是最有效的防治手段？
答：解決公共衛生問題最重要的是預防，而最有效的預防我稱為“零級預防”，就是不讓事情發生，防止病原體的產生。要做到“零級預防”，政策預防是最有效的。比如歐洲曾經流行瘋牛病，傳播渠道之一就是他們把牲畜的骨頭做成飼料粉，一旦有瘋牛病的牛骨頭被做成了飼料粉，其它牛就會被感染。如果我們制定政策時能夠考慮到這一點，規定含有骨粉的飼料一律不進口，那么，瘋牛病就不會傳播到中國來。
問：現在來看，SARS給我們的最重要的教訓是什么？
答：以前，有些地方認為疾病控制機構可有可無，幾乎成為擺設。隊伍平時不訓練，后勤跟不上，人員素質跟不上。有的地方甚至迫使它走向市場。防病機構腦子里想的不是防病，而是怎樣賺錢，掙錢的就干，花錢的就不干。在這種情況下，防病機構本職工作忘了，整個體系不靈了，資源不整合，信息不共享。于是SARS發生的時候，我們一些地方準備不足，付出了代價。
經歷了這樣的教訓之后，我國對公共衛生、特別是傳染病防治的認識有了飛躍性地發展。首先，認識到了傳染病的巨大危害是不能被忽略的，防病機構建設得到加強。第二，很多觀念發生了變化。過去我們認為傳染病是自己的事，本市的傳染病不希望外市知道，中國的事不愿讓外國知道。現在，我們開始從全球的角度看待傳染病流行問題，定期公布疫情。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資源共享、信息發布，對傳染病預防是非常重要的，雖然短期內會對經濟造成一定影響，但符合長期利益。
當然，公共衛生的發展是個緩慢的過程，我們不僅有經濟上的差距，實力上的差距，還有素質上的差距。在這方面，決策者有責任，公共衛生專家有責任，媒體有責任，普通老百姓也有責任，我們共同來面對。
問：近幾年，為什么會不斷出現不明原因的傳染病？
答：其實歷史上一直就是這樣。從有人類就有傳染病，雙方的斗爭從來沒有停止過。近幾年，新發傳染病的不斷出現可能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系。一是確實有些生態變化和人們的行為，與傳染病的流行有關，但有些問題還不太清楚。比如養殖業的發展，可能與有些疾病有關。再如中國南方地區為什么會出現一些傳染病的變種呢？與氣候可能有關系，與養殖方式可能也有關系。有專家推測，動物的生態鏈容易導致病毒的突變。病毒在不同種類的動物身上生存，每種動物都對它有所改變，例如本來在禽類身上循環的流感病毒，因為養禽的人可能同時還養魚、養豬，于是流感病毒可能在這幾者中循環，這樣最容易發生突變，如果其它動物再介入，又增加變異的機會。病毒的突變是偶然性的，非常復雜，難以預測。
問：對傳染病防治，您現在最憂慮的是什么？
答：麻痹。對這個問題遲鈍，不敏感，總認為傳染病離我們很遠，做不好準備，這是傳染病防治最可怕的。如果阻止傳染病發生不可能，那我們可以盡早地發現，早一天發現，就早一天安全。
問：現在我國從上到下都在進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體系建設，要達到什么樣的目標？
答：應急體系就是要解決怎么應對的問題，包括事情還沒有發生時，我們就應該預料可能出現什么事情；將涉及什么人、什么單位；誰來管，政府應該承擔什么責任，相關單位、專業機構、社會各部門應該承擔什么責任；有什么樣的聯系機制；應該做什么物資儲備，等等。非常可貴的是，現在不只衛生系統在搞應急預案，還推廣到其它系統，比如消防、鐵路、民航、海事等。目前我國已經有106個預案。所謂預則立，一旦發生突發事件，這些預案將提高處理的效率。本報記者王麗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