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友漁(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3月23日，《中國青年報》報道，清華大學教授、博導陳丹青由于種種原因，連續4年招不到一名碩士生，進而對現行的高校研究生招生體制發出質疑，并傳出向清華大學提出辭職的消息。
陳丹青首先感到荒謬和氣憤的是，眾多投考他的學生中，有許多藝術氣質、修養和
專業成績都很不錯的學生，但他們因為政治和英語成績不及格而落選，有的因為只差一分而與心愛的專業無緣。優秀的藝術人才、專業人才并非想找就能找到的，他們被排斥于進一步深造的大門之外實在可惜。我們不禁要問：政治、英語的那幾分之差真有那么要緊？考查考生的政治水平，書面考試是惟一辦法嗎？
英語對于接受高等教育是重要的，但對某些專業來說，它畢竟是錦上之花而非雪中之炭。就算外語不能不考，但對于專業上確有天分、確有培養前途的年輕人，它成了一道無論如何也跨不過去的門檻，總不合情理。如果做不到外語低分也錄取，總不至于只差幾分就讓很有專業天分的人飲恨終生吧？
陳丹青感到不合理和荒謬的第二點是，那些充斥了“量化”、“管理”、“科學”、“科研”等等詞匯的表格和人文藝術的規律與本質有什么關系。正如他所深切感受到的，這些年我們的教學和科研中充滿了虛假的“科學管理”精神和虛假的繁榮。好像什么事情一經量化就變成了科學，或者就有了科學性。不論哪一個學科，只要能在成果登記表上填寫上幾項，只要能開上幾個鑒定，成立起什么學會或學會之下的一級、二級分會，再開上一兩次年會，這個領域就算得上繁榮昌盛。
陳丹青看得很準，人文藝術教育表面看似繁榮———擴招、創收、增加學科、重視論文等———實則退步，學生“有知識沒文化”、“有技能沒常識”、“有專業沒思想”。他認為“在人文藝術學科，沒有人能夠夸耀并保證在學院中培養出真正的藝術家，但學院教育應該也能夠達到這樣一種起碼的要求，即確立一位藝術學生葆蓄終生的品格”。這個說法對其他學科也適用，我們不能保證學校一定能培養出大科學家和高級工程師，但從大學出來的人必須要有基本科學素養。而現在的形式主義和表面文章與這個方向，與這種精神恰恰背道而馳。
陳丹青痛切指出的弊病并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發現，要有多大的膽量才能說出，他的同事在私下里同意他的意見，不過，每當他在會議上發言完畢，周圍便一片沉默，或者，話題隨即轉換。沒有一位領導對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評，個別領導還會鼓勵他把想法講出來。但顯而易見，可能不會有領導和他站在一起，為改變現存的不合理狀況而斗爭。這實在是我們面臨的悲劇，對我們的生命，對我們的事業最大、最深遠的悲劇。
陳丹青可以“表達憤怒”，但大多數人可能做不到，除了勇氣、魄力，還要有本錢。但誰能說陳丹青就一點風險不冒，他心中沒有絲毫的留戀和遺憾？難道這純屬陳丹青個人的私事，我們——特別是有責任感的知識分子，能夠心安理得地把自己放在旁觀者的位置？
我在很多會議、飯局上見到過各種專業的知識分子，其中包括擔任學院院長、系主任職務的學者，他們談到導致陳丹青“憤怒”的種種類似弊端，無不表示深惡痛絕，對問題的分析也可以說是鞭辟入里。但在慷慨激昂之后，他們中間似乎很少有人采取行動。相反，大多數人實際上還是照樣做一切自己表示不屑的事。我們也許不可能像陳丹青那么鮮明地公開批評，但難道不可以多少為改變不合理的東西盡力？至少不要一面批評，一面卻又支持和鞏固，以致于使人真的認為，不合理的東西是根本不可動搖的。
責任編輯 原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