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選入金庸武俠小說的新編語文讀本的叫好聲中，有一種叫好聲特別值得注意：叫好不已的西南師大文學教授韓云波說：武俠小說里面包含很多中國傳統文化的東西，同時，俠文化中所表現出來的那種陽剛之氣，正是中國文化深處的夢想，對國民的人格形成會有深
遠的影響。韓教授的這種認識帶有相當的普遍性。
武俠小說對國民人格的形成的確有深遠的影響。可是，那是什么樣的深遠影響呢？這就不能不看一看武俠精神產生的社會歷史基礎和性質。
武俠精神的核心是忠義精神。按照文人學士們的傳統觀念，這種精神，無疑是神圣和美好的，也正是“中國文化深處”的東西。可是，他們竟看不到由此而造成的歷史的另一面竟是那樣的悲苦和殘酷，無奈和慘烈。人們的生存，是要靠社會的有序化作保障的，而當人們把生存的希望全寄于忠和義的時候，其所依靠的就不是社會的有序化，而是轉向對社會個體依賴，換言之，是對社會生存保障的絕望。當人們絕望于社會而只能依靠個人的時候，其間的關系就只能是忠和義！當然，人類道德中是應該有一定的忠和義的，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民族，沒有像中國人那樣把忠和義符號化和圖騰化，推向極端，扭曲而變異。
可是，被黑暗逼出來的東西——忠義，又加深了社會的黑暗。因為忠義不是對全社會負責，而是對個人負責，大而言之是為某個團體負責。所以，這就決定了個人的品格和行為中的游民本質。為報“知遇之恩”，把生死置之度外，把仁義二字發揮到頂峰。而保證忠義的形式就是發誓賭咒，罵盡“天打五雷轟”和“千刀萬剮”。忠義落實到組織上，規則和皇室毫無二致，上有草頭王，下面等級森嚴，搞起處罰，或是產生內訌，總是血淋淋的。對內的感情維系是忠義，理性是等級。對外，尤其是對不利于己者，則無理性，無良知，所有的流氓無賴勁都可以使出來，甚至相當殘酷毒辣。只能痛痛快快地破壞，不能扎扎實實地建設，因為沒有社會目的和價值取向，“吃大戶”，“分大戶”，“大塊大塊地吃肉，大碗大碗地喝酒”，便是其追求。以忠義為核心的道德準則和組織規則的集中，就形成了“游民文化”，并同主流文化——孔孟之道相匯合，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主宰；盡管游民行為破壞著孔孟之道——因為它犯上，但它又需要孔孟之道——因為它也需要等級秩序。
由于游民文化是建立在弱勢群體之上的，就容易使正義、公理、同情等人類健康的意識和道德附麗其上，從而掩蓋其破壞性，而且由于行為沒有社會方向，更談不上理論綱領，便不是以迷信的形式為凝聚劑，就是利用某一社會思潮和社會情緒，如“均等”“大同”和“仇富思想”一類的東西為旗幟，甚至可貴的求公意識也容易被利用進去。一旦這個群體取得政權后，要進行的第一件事就是進行權力分配，分配的原則是“論功排座次，憑義授官銜”，首先就在天下人面前搞了個最大的不公。第二件事就是改變索取方式，原先是用刀槍竊取，現在是用權力竊取。以游民文化為靈魂的國家機器，和它用暴力砸爛的前一國家機器一樣，仍以殘酷的壓迫剝削制造又一輪的貧富不均和天下不公，又把許多人推到和自己先前一樣的位置，拋向社會邊緣，成為生存毫無保障，只能靠彼此間的忠和義活命的游民，從而發展游民文化。以此往復，游民導演歷史悲劇，歷史悲劇制造游民，使社會陷入惡性循環，發生周期性震蕩。每一次震蕩，都是社會自身產生的邪惡能量周期性暴發的必然。
這就是武俠精神——忠與義的本質：中國歷史文化的毒瘤。在現代社會追求規則化和民主化的今天，用這個毒瘤能培養國人的什么人格？對于金庸，我白眼視之，同時，我為停留在中世紀的教材編者和韓云波們而悲哀！蘇中杰
責任編輯：屠筱茵
